《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毛泽东文艺思想成为文艺作品的判断标准。根据这一标准，《腹地》中对党的基层状况的真实描写被批判为“自然主义”“暴露黑暗”。

　　但王林并不认为自己的这部小说“暴露黑暗”。因为，无论从主题抑或内容上，这都是一部“光明战胜黑暗”的作品。

　　“对于对他的批判，虽然我父亲心里从来没服气过，但是他从来也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思想。他总想怎么改造自己，怎么跟上新的文艺思想。这很代表他们那一代人的想法。”王端阳指着父亲的日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王林一直关注着形势的发展。1952年，先后任天津地委书记的刘青山、张子善因贪污罪被执行死刑。“刘青山、张子善一抓，我父亲就觉得这实际生活中比我小说写的还黑暗啊，这都可以说，我的小说就可以没问题了啊。他就要给中央写信啊等等。”王端阳回忆。

　　王林1953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刘青山从12岁当长工，参加了党……抗日后一贯英勇坚定……因党内民主生活不足使这些好干部走上了可耻道路，我不能不感到异常沉痛！同时我又觉得《腹地》所被动反映出来的这个问题，长期被误认为‘暴露黑暗’而感到异常沉痛！”

　　王林决定上书中央。4月22日，他写下了《给毛主席书》和《对〈腹地〉新的检讨和辩护》。在当天的日记里，他用三个叹号为自己打气：“信是发出了！毛主席不会再犯官僚主义的！这是一线曙光！”

　　三个月后，王林终于等来了一封中宣部的回信。信中写道：“这种问题完全可以在作家中间进行公开讨论。经我们提议，全国文协创作委员会准备在最近召集专门的座谈会谈论你的小说《腹地》，我们并提议届时请你本人参加讨论。”

　　很快，文协内刊《创作通讯》上刊登了准备召开《腹地》讨论会的消息。王林“喜出望外”，天天盼着这个座谈会。

　　但再无下文。后来王林才得知，所谓中宣部的回信，只是“一个秘书看了看就回了信”。

　　1953年夏，王林在北戴河遇到《文艺报》主编丁玲。丁玲问他：“《腹地》为什么不出版了？”王林没好气地说：“不是给你们《文艺报》批评得书店不再给出了？”

　　丁玲说：“国营书店不给出，拿到私营书店出！”王林回了一句：“我多少还有点共产党员的自尊心！”

　　丁玲告诉王林：“企霞同志那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我虽在《文艺报》当主编，但是我没看过《腹地》。”王林惊讶地问原因。丁玲说：“我听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我怕卷入漩涡！”接着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王林在文章中回忆：“她开心地大笑，我却浑身打冷战。”

　　1954年，感觉到“呼天不灵，入地无门”的王林终于低头，写了一份《我的检讨》。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创作上无一件成功。抗战期间写的《腹地》又严遭打击和批评……所以我的情绪是‘自馁’‘自惭形秽’……我初步认识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险性，希望同志们帮助挖掘和监督改正。”

　　改稿30年

　　放弃抗争的王林开始修改《腹地》。没想到，这一改就改了30年。

　　王林努力揣摩和消化《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反映新时期新面貌的小说，并努力做着不喜欢的行政工作。“文革中他还写了话剧，左得要命，鬼子都鸠山似的，共产党都李玉和似的。我当时在军区话剧团，还拿给我看。”王端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