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兵，有非常久远的历史。在中国古代军事史、礼仪史和政治制度史上，这种仪式都以规模的宏大雄壮，形式的威武庄严，留下了记忆。这种历史文化现象的相关信息，又可以引发多方面的思考。

 

据说由孔子编纂的鲁国史《春秋》中，已经可以看到关于阅兵的记录：鲁桓公六年，也就是公元前706年，“秋八月壬午，大阅。”《左传·桓公六年》写道：“秋，大阅，简车马也。”《公羊传·桓公六年》说：“‘秋八月壬午，大阅。’‘大阅’者何？简车徒也。”汉代学者何休的解释是：“大简阅兵车，使可任用而习之。”“大阅”，可以理解为对军队的士兵和战车等主要作战装备的大规模的检阅。早期阅兵的意义，首先是检查和调整部队的战斗实力。如顾炎武《军制论》所说：“大集伍而阅之，皆胜兵乎？不胜者免，收其田以新兵补之。五年一阅，汰其羸，登其锐，而不必世其人。”就是说，通过这种“阅”，淘汰职业军人中精神状态和体力状态不胜军战者，而充实新锐。虽说是“大集伍而阅之”，规模起初也未必很大。“五年一阅”是传统制度。鲁桓公据说就是没有按照定制而阅兵，以致孔子在史书中予以委婉的批评。也有学者说，中国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以往在冬季农闲时阅兵。鲁桓公在强大邻国齐国的军事压力下，“以非时简车马”，违背了以往惯例，所以史书特别予以记录。杜预就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榖梁传·桓公六年》对于鲁桓公的这一举动，指出欲以“崇武”，又有“盖以观妇人也”的评论。对此许多注家不能理解，有人看作“经无异文，传自穿凿”（〔唐〕陆淳《春秋集传辨疑》卷二），以为《榖梁传》的说法无中生有。而宋代学者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卷三写道：“时当淫姜煽艳之始，鲁君以是为悦，故特书以讥之。榖必有所本，当从之。”以为《榖梁传》一定是有根据的，可以信从。所谓“以观妇人”，应当是指为了取悦于宠爱的女子。清代学者张尚瑗《榖梁折诸》卷二就直接批评鲁桓公的行为在于“以悦妇人”。这种情形大概和周幽王举烽火以博褒姒一笑的故事类似，使得军人们的辛苦成了娱乐性的表演。

 

中国古代通常阅兵的作用，突出体现为“崇武”，振奋士气，弘扬英雄主义精神。所以唐代诗人薛存诚《观南郊回仗》诗有“阅兵貔武振”的文句。阅兵提升战斗意志的作用受到特殊重视，而并不似后世有时只是用来炫耀武力。

 

进入帝制时代以后，最高执政者十分重视阅兵的意义。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大致确定的制度。《晋书》卷二一《礼志下》说，传统“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汉世率以为常。”汉献帝建安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216年，曹操属下的主管官员上奏说，古代四时“讲武”，都是在农闲时节。西汉王朝继承秦代制度，春季夏季和秋季都不举行“讲武”典礼，只是在十月初冬，举行大的“讲武”仪式。现今“金革未偃，士众素习”，战争未能平息，士兵习于军事，“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阅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以为由皇帝亲自参与“大朝车骑”的方式，符合古礼的传统，也继承了汉朝的制度。汉献帝批准了这一建议。当年冬季，就举行了这种正式的“阅兵”仪礼。“魏王亲执金鼓，以令进退。”曹操亲自击鼓鸣金，以声响信号指挥受阅部队进退。

 

汉王朝政治生命的最后一年，汉献帝延康元年，也就是公元220年，曹丕为魏王。这一年的立秋日，阅兵于洛阳东郊。公卿重臣都出席了典礼。曹丕“御华盖，亲令金鼓之节”。《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记载，“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裴松之注引《魏书》：“公卿相仪，王御华盖，视金鼓之节。”在阅兵之后的第19天，大军南征。随后孙权派使节奉献，蜀汉将军孟达率众投降。魏眀帝太和元年（227）十月又举行过“阅兵”仪式。晋武帝司马炎在泰始四年（268）九月，以及咸寜元年（275）、太康四年（283）和六年（285）冬季都曾经亲自前往宣武观“大阅众军”，然而却不像曹操那样“自令进退”了。

 

历朝多有阅兵的历史记录。《新唐书》卷九三《李靖传》、卷一二七《张弘靖传》、卷一三七《郭子仪传》和卷二二○《东夷列传·高丽》都有记载“大阅兵”的文字。

 

阅兵有时作为战前动员的特殊形式。如《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所说大历九年（774）夏四月“乙酉，诏郭子仪等大阅兵师以备吐蕃”的情形。《新五代史》卷一二《周本纪·世宗柴荣》记载，显德元年（954）三月，“壬辰，次泽州，阅兵于北郊。癸巳，及刘旻战于高原，败之，追及于平，又败之。”阅兵的次日就有大战，果然获得大胜。阅兵可以使将士振奋精神，激扬斗志，有益于备战。宋代学者赵善璙《自警编》卷六《事君类上·德望》写道：“范仲淹领延安，阅兵选将，日夕训练。又请戒诸路养兵畜锐，毋得轻动。夏人闻之，相戒曰：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戎人呼知州为老子。大范谓雍也、”所谓“大范老子”，指范雍。这里“阅兵选将”，“阅”有训练的意思。但是“阅兵”之“阅”的这一语义，和检阅也是有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