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方志编纂进入鼎盛时期，无论数量之巨、种类之多、体例之完备、内容之广泛，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显著特点，一是朝廷颁例诏修，皇帝亲审志书。康熙二十二年，礼部奉命檄催各省设局修志。雍正帝颁令各省、府、州、县志书每60年重修一次，要求根据志书的好坏给予必要的奖惩。乾隆帝最在意《一统志》的编纂，史臣进呈稿本，都亲自审阅，严加批改。二是大批学者参与修志，推动方志学的建立。仅江苏武进、阳湖两地，就有500多学者参加了全国各地的修志活动，形成了以乾嘉时期一流学者戴震、洪亮吉为代表的考据派，主张修志要厚古薄今，贵因而不贵创；以著名史学家章学诚为代表的历史派，与考据派针锋相对，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修志理论，涉及方志的性质、编纂范围、体例、章法和修志工作等方方面面，创立了方志学。三是方志编修空前普及。据记载，现有的清代方志5701种，约占现有全国方志总数8200余种的70%，全国除新疆等省份外，几乎所有县及以上行政单位都修了志书，部分省还修有乡镇志、卫生志、土司志、里志等。广西也大兴志事，省、府、州、厅、县、土州、土司志共202种，其中不少是多次续修或重修，如《广西通志》四修，《浔州府志》七修，《钦州志》、《宾州志》、《北流县志》均五修。谢启昆修、胡虔纂的《嘉庆广西通志》以新颖的体例和博洽的内容备受赞誉，梁启超称“其为省志楷模”。

 

即使在政局动荡、内忧外患的民国时期，方志编修仍未断续，而且在某些局部有创新发展。

 

新中国成立60年，方志工作很受重视。江泽民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地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代的千秋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除港、澳、台之外的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先后建立了三级修志机构，全国参与编纂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0万。至2004年正式出版的新方志仅省、市、县三级就达5000部以上，还有1.2万多部乡镇志、部门志、专业志、厂矿企业志、学校志以及相当数量的年鉴、地情书。在数量上远超历朝历代。2006年国务院颁发《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每20年左右修一轮方志，为修志开辟了法律通道，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方志源远流长，浩如烟海，博大精深！

（责任编辑：地理公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