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继位之后，右文稽古，表章经史，取得了蔚为壮观的成就。在他统治期间，依据实际统治的需要，对国家文武典制各种制度重新厘定改革，形成了一套程式，后世多沿袭不改，因而乾隆朝所制定的重要典章制度成为有清一代的固定模式。

 

 

在御宝制度方面，乾隆帝亦汰繁就简，匡误厘新，颇有建树。乾隆认为皇帝治理天下，要制定一套严密的制度，就应充分重视国宝的征信作用。因此，乾隆帝对皇帝行使最高权力标志的国家御宝的宝文、形制、保管、使用等做了基本规定。乾隆的这一思想在其所做的一系列文献中都有集中体现，通过这些历史记载，不难看出他在清代御宝制度的形成和确定过程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乾隆帝指出了以往对国宝失实的记载和错误的认识，尤其是分别指出《大清会典》中的错误。乾隆发现康熙朝《大清会典》中所记御宝共有29方，宫内6方，内库23方，但实际上，乾隆时已有御宝39方之多，并且都贮藏在交泰殿中，《大清会典》中记述的御宝数目和收藏地点都与实际状况不相符合；同时对某些御宝的认识也有错误的地方。比如说“皇帝奉天之宝”就是传国玺，两郊大祀及宫中告天青词使用，就是错误的，与历史事实根本不符。因为清代大祀只用祝版而不用宝，圣寿节时宫中也从未有过告天之事，这完全是篡修《会典》诸臣的想当然。更有甚者，把“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一玺也贮于交泰殿内，而且还放在正中。将秦朝的亡国之物与本朝传宝放在一起，乾隆认为实在不妥当。由此可见，至乾隆初年，清代国家御宝制度有些混乱。记载失实，用途不明，认识错误，到乾隆时期，御宝实有重新厘定的必要。

 

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帝对交泰殿所藏的前代39方皇帝御宝重新考证排列，将御宝总数定为25方，仍旧贮存在交泰殿中，并制成宝谱，以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