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孙中山写信给已退职的香山县籍洋务派官僚郑藻如，主张效法西方国家，进行改良，提出“兴农会以倡革农桑业”、“立会设局以禁绝鸦片”和“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三点具体意见。郑藻如是李鸿章手下的重要官吏，曾任直隶津海关道，经办外交、税务、海防事宜，并兼任北洋海防翼长，协助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筹办电报总局等，又出使美国兼日斯巴尼亚（西班牙）、秘鲁三国大臣，是洋务派中的知名人物。1886年他因病告休，居乡养老。他在乡间也曾倡行过一些改良措施。孙中山给他写信，在提出三点建议后，认为：“之斯三者，有关于天下国家甚大，倘能举而行之，必有邑起而效者。将见一倡百和，利于此兴，害以此除，而人才亦以此辈出，未始非吾邑之大幸，而吾国之大幸也。”

　　孙中山致书郑藻如所提出的主张，幻想依靠如郑藻如这种退职官僚来实现，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却表现出青年孙中山的爱国热忱和改造社会的抱负。孙中山试图以减少革命对社会的破坏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是孙中山在改造中国这一总目标下尝试过的几种手段之一，是最后坚定必以革命手段才能振兴中国的必要探索过程。

　　三、抗风轩会议

　　综观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其主流当是“倾覆清廷，创立民国”。他在广州医校读书时，“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孙中山“一见则奇之，与之相习，则与之谈革命”；郑士良“闻而悦服”。他告诉孙中山，他曾加入会党，若日后有事，可为孙中山罗致会党，听从指挥。当孙中山转学香港后，郑士良即辍学回惠州，在淡水墟开设同生药房，专门联络三合会党，以为起义作准备。

　　孙中山之所以由广州转学香港，其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香港“地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他到香港后，“数年之间，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在这期间，他先后结识了陈少白、龙少纨、杨鹤龄三人，和他们“昕夕往还”，“相依甚密”，而且“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四人数年如一日，“非谈革命，则无以为欢”；于是有人将他们称之为清廷的“四大寇”。

　　1892年7月，孙中山在雅丽医校五年学业期满，以该校第一届毕业生中的第一名获得毕业证书，又因成绩优异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即在澳门、广州两地既行医，又开药房，真正开始“借医术”而实施革命活动。孙中山自述他毕业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1893年冬，孙中山召集同志，在广州城南广雅书局南园的“抗风轩”开会。到会的有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陆皓东、魏友琴、郑士良、尤少纨等人。孙中山在这个会上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华夏”的斗争口号。这个口号，是仿照朱元璋《北伐檄文》中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而来的。到此时，表明孙中山的民族革命思想已趋于成熟，虽然早已计议的革命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总算开过了一次“碰头会”；而陆续结识的一批革命同志，已集中在一起，其活动的领域已经广泛，甚至深入到清军了。如程璧光、程奎光兄弟当时都是清军水师的管带，他们都出席了“抗风轩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