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带领几位同文馆学生赴欧，开启了晚清士大夫游历欧洲的历史。彼时赴欧，均走海路，经亚丁湾、红海，从法国马赛港登陆欧洲大陆。

　　19世纪中叶，欧洲城市规模和现代化的程度已非晚清中国城市可比。所以一踏上马赛，士大夫往往惊叹城市之华丽，及至下一站里昂再次震惊，到巴黎则震惊复慨叹。从现在留下的晚清游记看，官派的士大夫往往有些含蓄，记述起来尽量不动声色；民间士人则顾忌较少，赞美其极，不吐不快。

　　巴黎是当时最让士大夫艳羡的欧洲城市。随赫德游历欧洲的斌椿是晚清第一个以游记方式记录欧游历程的官员。他首入巴黎便觉“街市繁华，气局阔大”，三个月后再游，更觉巴黎“街市依然，都城壮丽，甲于西土矣”。（《乘槎笔记》）有意思的是，曾与斌椿同行，后又多次游历欧洲的德明（张德彝）对巴黎的最初印象竟与前者只字不差，也是“街市繁华，气局阔大”（《航海述奇》）。到第二次欧游，对比了欧洲的两大都市，德明的结论是：巴黎“街道较伦敦广三四倍，其整齐洁净，在泰西诸国为第一”。（《欧美环游记（再述奇）》）

　　其实，看似客观的印象，也能体现当事人的心态和向往。1868年，随清政府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志刚似乎相当小心谨慎。他去巴黎街道上观摩仿佛是一个工作后顺带的行为。但他的观察的确细致，不仅看到了道路宽阔、平坦，也发现人车分行，且“夹路植树，树间列煤气灯，彻夜以照行人。”志刚固然不懂得这样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背后蕴藏着人本主义的理念，但不能说他内心里没有渴望。他进而发现，“长林大树”下，“时有小憩之座。凡都人之婴童幼女，任于其中往来嬉戏，有欢娱长养之趣。”让他吃惊的是，这些花坛座椅竟然“置之于大宫之前”。（以上均见《初使泰西记》）在古代中国，王宫禁地，百姓是不可近瞻的，别说休憩嬉戏了。巴黎的这些“和谐社会”的景象，终于让他觉得“颇有意味”。

　　与士大夫的谨慎不同，作为民间士人的王韬要大胆得多。王韬是1868年跟随英国传教士理雅各赴苏格兰途中经过法国的。甫抵马赛，他即叹道：“既抵法埠马赛里，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这是说好像进了另一个世界。谈到对法国的总体观感则继续感慨：“都会之繁华，宫阙之壮丽，物玩之奢侈，吁！其盛已。……所以言欧洲之首富者，首推法京”。王韬敏感地注意到与“人本”有关的城市设计。他写道：“市廛之中，大道广衢，四通八达。每相距若干里，必有隙地间之，围以铁栏，广约百亩，尽裁树木，樾荫扶疏。游者亦得入而小憩”。对城市公园绿地功能的认识，王韬也堪比今人，他说：公园绿地“盖藉以疏通清淑之气，俾居人少疾病焉。”（均见《漫游随录》）王韬毕竟是思想家，回国后，便根据日本学者的着作写出了《法国志略》和《普法战纪》。

　　19世纪有机会赴欧洲的中国士大夫，无论是前面提及的几位，还是后来的如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等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赞美巴黎的“整洁”。1905年康有为也有欧洲十一国之旅。此时，现代“卫生”的概念被引入，渐为士人所接受。在谈到巴黎街道整洁时，康有为便以“卫生”名之。不过，康有为是有“帝师”情结的读书人，即便谈是街道建设，也容易联想到国家的面子。他说：“道路之政，既壮国体，又关卫生。吾国路政不修，久为人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