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以前就强烈反对暴力形式的法国大革命，这个意识，不仅影响着他的法国观感，也影响了抵达巴黎时的心情。他写道：“往闻巴黎繁冠天下，顷亲履之，乃无所睹”。看不见巴黎的富丽，自然就会看到诸多败落之象。他接着说，“宫室未见瑰诡，道路未见奇丽，河水未见清洁。比伦敦之湫隘，则略过之。……且不及柏林之广洁，更不及纽约之瑰丽远甚”。（《欧洲十一国游记》，下同）

　　康有为一向主张模仿德国和英国政治体制，欧洲几国跑下来后，似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不知是康有为“法（国）事事不如德（国）、英（国）”的预设影响了他的判断，还是事实便是如此，反正巴黎的百姓一并受到连累。在康有为看来，“巴黎市人行步徐缓，俗多狡诈；不若伦敦人行之捷疾，目力之回顾，而语言较笃实，亦少胜于法焉”。

　　作为维新运动的代表，康有为时时想到变法本不奇怪。如他说，以前中国变法如果成功，学习德、美、法的街道建设之优点，取长补短，就可以超越。奇怪的是，他总是放不下“帝师”的架子和晚清士人的“精神胜利法”。大凡在叙述法国某项现代化设施之后，他都会说到中国，其结论均是“未来看中国”式的。他设想如果在上海至江苏之间百余里中，营建新都市，“以吾人民之多，变法后之富，不数十年必过巴黎”，所以巴黎实在是“无可羡无可爱焉”。康有为之所以举沪苏一带为例，是因为巴黎让他想起了上海的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及愚园路附近的景象。但事实上，这个区域的城市规划和建筑风格，恰恰与中国人无关。

　　有意思的是，康有为这类“提振信心”的言论多建立在假设而不是现实的基础之上。也即是说，多是用“假设变法成功后怎样”的句式。这实质上等于是假设重现一个失败的历史。

　　现如今，沪宁杭一带的城市集群已经成为现实。论城市群的规模、建筑的体量和道路的宽阔，不要说是一百年前的巴黎，就是当下的巴黎大区也不在话下。假设康有为还活着，他会怎么样呢？设经舍，讲“国学”？或者偶尔会到巴黎的孔子学院讲学。时过境迁，他对巴黎的观感也一定充满着异样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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