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捕前后

　　《苏报》鼓吹革命之举虽誉满沪上，但也引起了官府的注意。

　　首先关注此事的是工部尚书、商约大臣吕海寰，当时他正在上海，见有人竟公开抨击、痛斥朝廷，便函告江苏巡抚恩寿并提供了名单，请其查办张园演说的首要分子。6月末，江苏候补道、南京陆师学堂总办俞明震奉命从南京赶到上海，协助上海道台袁树勋处理查禁爱国学社、《苏报》等事宜。

　　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苏报》主笔章士钊是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而具体负责查办此案的清政府官员是南京陆师学堂校长(总办)俞明震，据说章士钊是俞明震的得意门生，章士钊曾这样回忆：“余陆师学生也，向为俞先生(指俞明震)所赏拔。顾余为革命故，不得不与俞先生翻异，率高材生三十余辈退学至沪。乃先生阳怒而阴佐之，其情不为世人所知。”这就是章士钊虽身为报馆主笔，但在苏报案中却毫发无损的主要原因。出于同样的原因，张园演说中的激进分子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也因得到官府有关人士的关照而顺利脱身。

　　1903年6月29日，也就是《苏报》刊发章太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的当天，在清政府的一再要求下，租界工部局终于发出对钱宝仁(钱允生)、陈吉甫(程吉甫)、陈梦坡、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陈范等7人的拘票。

　　此7人实则6人，因为陈梦坡与陈范同为一人，即苏报馆主陈范。当天巡捕房到苏报馆抓人时，陈范在巡捕、警探眼皮底下从容逃走，后巡捕房将其子陈仲彝拘捕；程吉甫是苏报社账房，只管告白(广告)，不管言论；钱宝仁本是上海滩上一小混混，镇江人，曾冒称自己是孙中山，与陈范有过交往；章太炎早已得知消息，但他不屑逃走，6月30日在家等巡捕上门，并写信让邹容、龙积之投案；龙积之是广西桂林人，与《苏报》也无牵连，当晚自行到案，邹容则于7月1徒步到租界四马路巡捕房投案。

　　至此，苏报案涉案6人中，章太炎、邹容、龙积之、钱宝仁、程吉甫5人被捕，陈范出逃，其子陈仲彝被捕。经过讯问，程吉甫、陈仲彝、钱宝仁被无条件开释，龙积之取保暂释，以后也未再被捕，最后只剩下了章太炎和邹容两人。

　　苏报案的主角

　　由于老师俞明震的庇护，掌理《苏报》笔政的章士钊安然无恙，而并非《苏报》编辑人员的章太炎和邹容却接连入狱，成为此案的当然主角。

　　关于章、邹二人入狱前后的表现，许多史书均有记载。但有一个问题——章太炎为什么写信让邹容投案？

　　章太炎写给邹容的那封信的下落已无从查考。但从其他资料分析，也大致能看出章太炎劝邹容投案的动机：

　　苏报案发后，章太炎有意利用自己和其他革命志士的入狱来扩大影响，得知自己也名列拘单后，他并不躲避，巡捕到爱国学社指名查问时，他迎上前去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以革命志士“相延入狱”来扩大影响，这就是他招邹容投案的主要目的，让龙积之投案也是出于这种考虑。后来他在狱中答记者问也证实了这一点：“吾辈书生，未有寸刃尺匕足与抗衡，相延入狱，志在流血，性分所定，上可以质皇天后土，下可以对四万万人矣。”

　　章太炎后来在给吴稚晖的信中说：“《革命军》为邹容所著，渠实序之，事相牵系，不比不行。炳麟既入狱，非邹容证明，则革命军之罪将并于炳麟一身，是故以大义相招，期与分任。”从章太炎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招邹容入狱有分担责任的动机在内。当然，这可能与我们熟悉的革命志士的形象不太相符，但革命者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正如著名近代史学者王敏在《苏报案研究》一书中所言：“他们勇敢、有担当精神，敢为天下先；但也有人性的弱点，面临牢狱之灾和铁窗生活，有恐惧、有软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