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员党权与党争（从组织角度考察国民党为何失败？共产党为何成功？） 》  作者：王奇生  出版：华文出版社 

　　1927年3月6日晚8时，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在上海环龙路26号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闲谈。在座的还有钮永建、杨铨、罗亦农等人。

　　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需要若干年？”

　　“20年！”陈毫不迟疑地回答。

　　吴作骇极之状。罗在一旁似怪陈过于直率。

　　合座默然。

　　吴即乱以闲语曰：“由此，国民党生命止剩19年了。前时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盘商量才好！”

　　这一场景对话，出自吴稚晖于“四一二政变”前夕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提交的弹劾共产党文。当年陈独秀“二十年”之说，也许只是国共朋友之间私下闲聊之语，吴稚晖却以之为清党反共的借口，显然有借题发挥之嫌。而陈之闲语在22年之后竟成现实，恐是当年吴稚晖和陈独秀均未曾预料的。


　　不过，就国共在北伐时期的组织实力而论，两党若仅以组织对组织，以运动对运动，仅“文斗”而非“武斗”的话，共产党取代国民党的时间可能还要提前许多。1924年改组以后的国民党，虽然在组织形式上师法苏俄共产党，实际只学到半套表面功夫。中共以一个数百人的小党、幼党，加入到一个几十万人的大党、老党之中，仅用两三年时间，即反客为主，“容共”几乎逆转为“容国”。倘非蒋介石断然以武力清共，国共之间或许早已和平演变。

　　1927年后，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师法苏俄实行一党专政。但此时的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中共执掌全国政权时，拥有600多万党员，其中脱产干部331万人（1952年），到1958年，党员人数增至1300余万，脱产干部增至792万。以如此众多之党员干部，共产党尚感不能满足其新政权组织建设的需要。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之初（1929年），普通党员仅27万余人，到1937年，亦不过52万余人。1929年，南京政府仅控制了约8％的国土和20％的人口；抗战前夕，它所能控制的地区和人口分别增至25％和66％。但这种控制实际上是非常脆弱的。由于党力不足，南京政府一方面只能将政治触角囿限于上层和城市，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大量吸纳北洋旧官僚进入其各级政权系统，使北洋官场旧习得以在新政权中延续下来。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组织规模得到空前扩张，但大多数党员只是挂名党籍。党不能在农村、工厂、矿山、铁路以及其他部门中建立深厚的组织基础，也不能在民间团体和社会组织中建立健全的政治领导。40年代的国民党几乎丧失了作为一个政党的基本组织机能和活力。1941年，“阎锡山对其左右明言，以后国民党、共产党与汪伪三方面之成败，共党则为六分之三，汪逆则为六分之二，国民党则仅有六分之一之希望。”

　　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一个具有严密渗透性和强大内聚力的政党组织体系。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而共产党则相反，党的力量往往成为军政的前锋，攻占某一地区，最先打入的首先是党组织，然后军政力量跟进；从某一地区撤退时，即使军政力量退出后，党的组织仍然留下来继续战斗。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