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执政以后没有触动既存的社会结构。国民党不是派遣和选拔政治上合格的党员进入各级政治和社会机构中去改造和建立新的立足点，也不是培养党员成为社会各界的楷模，以赢得民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是不加甄别地网罗旧的社会权势力量加入国民党。那些人戴上国民党党徽，只是为了继续保住其既有权势资源和维护旧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社会整合方面，国民党的组织和影响也未能深入到社会底层和辐射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三四十年代的大量资料显示，国民党在广大农村基层社会的影响甚至不如乡村教会组织和秘密社会团体。以四川为例，该省哥老会的势力和影响远远超过了国民党。党和政府的许多政策措施只有在取得当地哥老会首领的首肯后才能推行。
蒋介石秘密特务组织活动之猖獗，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人们对国民党法西斯强权政治的印象。国民党党机器的软弱无能，与其特务活动的猖狂肆虐，形成强烈的反差。美国学者易劳逸认为：“国民党政权在本质上是矛盾的：它时而专横暴虐，时而又虚弱妥协。在独裁的外观之下，其权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一支占优势的军事力量的控制。”事实上，国民党的专横暴虐，与其软弱无能是相因相成的。蒋介石依赖特务实行控制，与其说是其铁腕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他在党机器软弱无能，无法控制政治和社会局面之下的无奈之举。30年代的力行社和40年代的三青团，均是蒋介石痛感党机器软弱无能而不得不另起炉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