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

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

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