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学者从婚恋文化的角度来探究其原因。就像西方人绝不会轻易摘下自己手指上的结婚戒指，如果魏晋时传入中原的戒指的婚恋功能得到普及，相信有着那么高超的首饰加工工艺水平的中国人，也会创造出一片同样华丽多彩的戒指风景。然而，这个“胡俗”并没有像胡舞、胡乐等其他西域文化那样融入中原文化，发展成一种延续不断的婚姻习俗。因为在古代中国，它没有生根发芽的土壤。

 

 

我们来看一个唐代的故事，相传唐时有一位名叫于佑的书生，在皇城外的御河旁拾到一片从宫墙内漂出的红叶，上有诗一首：“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红叶谢，好去到人间。”于佑如获至宝，也拾起一片落叶，回了两句诗：“曾闻叶上红怨题，叶上诗题寄于谁？”放在河里漂回。于佑最后终于娶到了那位写诗的宫女，传为千古佳话。这片红叶便成了书生与女子之间的定情信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青年男女之间的定情物要么是浪漫的红叶、红豆，要么是随身的佩玉、香囊，一旦交予对方手中，这本是寻常的物品便不再平凡，倘若香囊内还装有一缕割下的青丝，那便是寄托终身最笃定的誓言。

 

不过，中国古代的青年男女很少有直接表达自己情爱的机会。《诗经·豳风·伐柯》中有诗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意思是，想娶妻结婚没有媒人可不行。在古代礼仪著作《仪礼》中，对结婚过程已经有了明确规定，即“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其中每一礼，都需要中间人来完成，并不给新婚男女直接见面的机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婚姻并不是男女个人的私事，而是家族、宗族的大事，男女两家要交换的重要“信物”则是婚书和聘礼。也正因为这样强大的、顽固的婚姻礼制，使古代人对爱情一向隐晦，不事张扬，即使男女双方有情，也是极私密的事，那些以贴身的玉佩、荷包、绢帕作信物联系一双恋人的故事，我们也只能在戏曲中有所见识，这些故事可以说都是古代中国人对男女自由恋爱生活的向往，也是对现实生活中婚姻状况的无奈。黄正建先生认为，“戒指与婚姻的联系是以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只要中国古代的社会不允许男女之间的自由恋爱，只要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没有根本的改变，具有定婚意义的戒指的使用就不会发展起来”，因此，“戒指归根结底属于外国文化范畴，不能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直到近代，自由恋爱的观念伴着汹涌的西风进入中国，西方的婚姻形式、婚恋文化影响了中国人，教堂式的婚礼、在神父主持下戴上神圣的戒指表示终生相爱相依的程序，才吸引了中国人的目光。戒指，这枚小巧精美的金石饰品取代了玉佩、香囊，逐渐成为中国人光明正大的婚恋的信物。

（责任编辑：小雅采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