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为末”不是说金钱不重要,而是说金钱必须以衣食等实物形态为根本;有了根本之后,科举竞争社会中的“贡赐金字塔”一方面以实物为基础,另一方面以铜线和白银为纽带, 大大地繁荣了经济生活,对于农业劳动力的储备和调节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尽管如此, 却不是金钱至上 ----由于贡赐网络以实物经济为主,又由于在衣食与金钱之间存在许多过渡的实物经济形态,如酿酒、烧窑制品、手工艺品、五金、土木(如园林建筑)、造船、造纸、刻书等等(参见下节),所以科举竞争社会中不存在金钱至上的社会条件,对金钱的需要有限 ----科举竞争时代的主要流通货币是金属铸币, 汉代以铜合金为主,唐宋之后以白银为主.尽管在宋代就出现了钱庄、票号和商会,但这些都是经济生活中的辅助成分. 直到科举竞争社会遭到巨大冲击, 出现南北朝式的断代, 到了民国(1932年)才“废两改元”,以纸币为主。

在科举竞争体系中, “藩属纳贡.....基础是商业交换”,但是这些商业交换如果没有文化上或“在思想观念上被称作‘纳贡’”的道义支持,常常得不偿失:“暹罗、日本和中国南方之间的贸易长期以来就是靠纳贡使团所获得的利润来维持, 甚至有时许多非纳贡的贸易得不偿失” (滨下武志:《纳贡贸易体系与现代亚洲》<1988>,引自《白银》第164、166、164页)----纳贡的货物不只增大经济覆盖,也增大文化覆盖, 它的总覆盖增量(参见第2 - 2节及《二阶》第84~87页)大于同样数量和质量的货物从简单交易中获得的增量, 反过来,又通过覆盖度的增大扩展了单位货物的利润.例如,纳贡使团所获得的赏赐常常是稀有资源或创新产品,其中包括属于知识经济的文化产品.对于非纳贡的贸易来说,必须支付极高代价才有可能得到这类产品,有一些贵重产品,在非纳贡贸易中几乎不可能得到, 也就是俗语说的“价值连城”的那些产品.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注意到 “礼物”与“货物”的这种差异.仅以相当普通的大宗产品丝绸和瓷器来看(参见 《白银》 第167页),最高档次几乎全都出自官坊或官窑, 不计成本,产品的价格也“不计”----有许多都是无价之宝,例如在特定火候下出窑的一批精美瓷器, 基本上是不可重复的,次品一律砸碎,剩下的精品必然在价格上“飞黄腾达”。更不用说玉雕名画甚至御笔等国宝,件件是稀有 :“蝎子拉屎,毒(独)一份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