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自然的人员沟通是亲情， 其次是使者，最不自然的方式是人质。西方管理学常常排斥亲情，同时也就放弃了人质的方式。对西方人来说，使者的正式使命是谈判和签字，非正式使命是搜集情报和纵横摆阖。尽管如此，真正落到实处的时候，西方情报机构同样利用亲情，如美人计之类；对方如果不从，也会利用人质手段。

儒家管理学从正面发挥亲情的沟通功能:“孔子这样评价留学生公冶长:‘可以成家了，虽然他曾被关过监狱，那不是该他当的罪过。’就把女儿嫁给了公冶长。”公冶长是齐国人，到鲁国留学于孔子门下，这是人员沟通。后来，公冶长的儿子公羊高成为《春秋·公羊传》的第一个传人。当时，鲁国和齐国的口音不一样，所以“羊”被记成了“冶”。按照当时的习惯，后代拜师常找师兄弟 ---- 公羊高的老师是鲁国人子夏，子夏是公冶长的同学。子夏和公羊高发扬了中国主流文化中最重要的一支。

在正式组织中发挥亲情的沟通作用， 前提是亲情本身也要合乎“礼”，这样，就可以从“修身齐家”推广为“治国平天天”，亲情不但不会妨碍组织管理，反而有助于组织管理:“司马牛忧愁地说:‘别人都有兄弟，只有我们没有。’子夏说:‘我卜商听说:人的生死有命运安排，富贵靠机遇。成熟的人(不计较这些，关键是)做事情一丝不苟，待人接物恭敬有礼， 四海之内，都是我们的兄弟。成熟的人为什么担心没有兄弟呢?”

汉代的昭君出塞， 唐代的文成公主，把早期的人质沟通化解为“联姻和亲”，化腐朽为神奇。 这样的沟通方式想要发挥效用，前提是家庭观念比较强。如果本来就不重视家庭观念，那么昭君出塞就跟涉外婚姻一样，不过是个人之间的事情，起不到“和亲”的作用。以联姻的方式减少管理成本，是汉文化圈中的制度资源，至今仍在海外华人企业之间发挥着重要的沟通作用。大陆上家族企业还不多，但在小家庭之间，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不但干部之间常有姻亲互助，而且乘龙快婿借光岳丈，几成时尚，只是没有变成“名正言顺”的事情而己。

港台家族企业之间的人员沟通， 还有一些新的发展，如“储君”午餐会，是董事长们的儿子自发的沟通形式。前提也是家族观念:董事长们的儿子常被送到美国和日本去主攻工商管理，学成后回自家企业，从基层经理或部门经理干起，最终目标是接班。由于阅历见闻和人生目标相似，这些20~40岁的年轻人互通信息，有的还组织了定期碰面的小团体，被人称之为 “储君”午餐会。其结果，他们视野开阔，具备良好的管理素质和商界“关系”。

物质沟通在现代常称为“交易互利”，交易的东西是“货物”，在市场上称为 “商品”， 第三产业兴起之后，“商品”改成了“商品与服务”。其实“礼物”比“货物”的互利程度更大，因为“礼物”比“货物”还多了一份相互之间的情感沟通。人类最早的物质沟通形式是礼物，而不是货物。 第三产业也不是现代才有的，社会一旦分层，这个“产业”就出现了， 只不过那时不称为“第三产业”。“第三产业”的兴起，说明“分层交易”正在涵盖“平等交易” 。与此相应，“制度经济学”正在涵盖“价格经济学”，“二阶均衡”正在涵盖“一阶均衡”。

分层交易的源头是农业人口与自然环境的互动: 自然灾害迫使农业部落增强气象观测和相应的管理措施， 管理人员也相对稳定下来，这是第一次分层，时在尧舜时期；夏代世袭制是第二次分层，即在管理人员之上形成相对稳定的管理中心；较大规模的文字占卜人员是第三次分层，即在管理人员之外形成相对稳定的文职人员(相当于现代的职能部门)，时在商殷，所谓“商尚鬼”是这次分层的一种描述；第四次分层是经典意义上的“封建”，也就是分出了“公(国)”与“私(民)”----“公田所入归公，私田所入归私”，但是从现代意义上来看， 无论公田还是私田，所有权都属于“‘封疆’犹如大围墙 ”内的主人， 即贵族或国人，“墙”内的土地分成一块块的，大约九分之一是公田，其它是私田，每一块私田由一户私民耕种并享用， 七八户私民共同耕种一块公田，供给国人享用，国人不种田，但是国君和国人“颁历明时，辨土壤，择谷种，教稼恤农，巡野督耕”(相当于现代的农业部长和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正因助耕公田，(私民)始得享有其私田之收获。失却贵族(国人)之指导扶助，亦无以善其私田。因此贵族、农民在此制度下相安于一时。”括号内为笔者所加)现代所说的所得税，相当于取消公田和私田的区分，把全部收获量的一定比例充公， 也就是 “履亩而税”---- 由于耕种者“智慧日开， 能力日强，于是各自尽力于私田，而公田收成转恶。至是乃废去公田，履亩而税”。尽管不需要农技推广了，但是仍然需要对丰年、平年、饥年的存储与出仓进行调济，所以分层交易的基本框架没有什么变化----把一块块土地之间的“大田岸(阡陌) ”和“大围墙(封疆)”铲平，只是有利于土地流动到“新升层”的人们手中。第五次分层是相对公正的“升层规则”把较大地域统一在一个大社会这中，在各地的“封疆大员”之上出现了相对稳定的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