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上》 中的一段对话，很清楚地论证了“分层交易”的必要性。有个叫陈相的人， 非常推崇许行的理论，对孟子说，真正的贤者应该和人民平等，“并耕而食”。

孟子问他:“许行是自己种地，吃自己种的粮食吗?”(“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陈相说:“是的。”(“然。”)

孟子又问:“许行是自己织布，穿自己做的衣服吗?”(“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陈相说:“不是的。许行穿褐衣”(“否。许子衣褐。”)

接下去， 孟子又问陈相，许行是不是自己做帽子，自己制炊具，自己做铁犁等等，回答都是否定的， 许行都要用自己种的粮食与工匠交换。

孟子最后问陈相: “许行为什么不住到制陶炼铁的地方，全都取到宫里来用，为什么一而再， 再而三地与工匠交易? 他为什么不觉得换来换去很麻烦?”(“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陈相说:“这么多的事，如果都干，就不能种地了。”(“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孟子说:“难道维护社会秩序的人就能种地吗?社会分工分层，当然各有各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要靠大家相互调济。如果一定要自己做出来的才享用，那么社会成员全都会忙乱不堪。所以说，有人进行管理，有人生产物品。进行管理的人为生产物品的人带来良好的社会秩序，生产物品的人从良好的社会秩序中得到抗灾抗乱的保障。从秩序中得到保障的人为进行管理的人带来吃喝用度。为大家带来良好秩序的人得到日用品的保障。这才是交易互利的大道理。”(“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读‘饲’)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儒家管理学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近代制度经济学的许多原则，是因为中国的环境相对严酷，很早就不允许人们只考虑买卖双方的沟通，必须兼顾交易行为的其它后果。

买卖双方讨价还价，直至双方都能接受，这个价格是“均衡价格”。如果环境相对宽松， 法制健全，那么就可以只考虑买卖双方的沟通，讨价还价时只考虑产品(商品或服务) 本身所包括的劳动时间和其它生产要素(土地、设备、技术管理等)，这是 “一阶均衡”，也就是比较简单的均衡。如果环境相对严酷，必须兼顾交易行为的其它后果，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抵抗自然灾害所支付的成本，就成了“二阶均衡”，也就是比较复杂的均衡；又如果法制不够健全，讨价还价时还考虑为了拉关系走后门所支付的不对等成本，以及买了假冒伪劣的概率成本，也是二阶均衡。二阶均衡的买卖双方都较多地考虑了自然灾害或人为灾害的影响， 最复杂的二阶均衡，既要考虑自然灾害的影响，也要考虑人为灾害的影响。图二十五中，供给方是卖方，需求方是买方，两条线的交点表示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也就是一阶均衡价格，过去直称均衡价格。中国的顾客和商家所处的社会条件和资源条件不同于欧美社会， 所以讨价还价的时候不像欧美市场竞争那么“单纯”，往往要进行“二阶均衡”，要进行比较复杂的考虑。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市场行为常常“不规范”，因为这些行为超出了“一阶均衡的规范”。二十年转轨过程中所暴露的种种问题说明:“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 ”这里说的“非经济约束因素”，就是超出“一阶均衡”分析框架的那些因素。把“一阶均衡”分析框架扩展为“二阶均衡”分析框架，这些因素就不再是“非经济约束因素”，而是“经济约束因素”。严格地说，应该是“政治经济约束因素”----“布坎南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经济学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发展空间，新一代经济学家在他的公共选择理论之上，开始运用经济分析的工具，向政治学、 社会学、 历史学等领域作出了意义远大的深层掘进。”

儒家管理学的重要结论， 都可以用二阶均衡的分析框架与西方经济学接轨， 例如“礼物”，不能只靠“价格”来估算互利程度，“价格”是经济覆盖的一种形式，“礼物”不只是经济覆盖，它比“货物”多了文化覆盖，图二十六中的纵坐标是“覆盖度”，而图二十中的纵坐标是“价格”，所以图二十六涵盖了图二十五。即使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分析路径来认识儒家管理学， 儒家管理学的合理性也不容置疑。

应该指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儒家管理学，合理性的最后判据不是理论分析，而是实证检验:是否有利于群体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