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荣离世已整整六年，对于很多“哥迷”来说，回望张国荣的舞台表演与银幕形象早已成为一份情结。在这本《张国荣：禁色的蝴蝶》中，香港中文大学学者、文化评论家洛枫将张国荣放置在香港多种文化的风云变迁中，勾勒出一个实实在在的张国荣。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更是香港这座城市的故事。

　　待人真诚,眼角眉梢都是情

　　2002年2月，张国荣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讲述他如何演绎李碧华的小说人物，跟他见面时互道安好，他笑称我做“小朋友”，我戏说“你也不比我年长多少”！是的，他看来年轻儒雅，而且谈笑风生，喜欢用幽默机智的言语善意地捉弄人家，眉梢眼角尽是风情，又带着待人以礼的真诚，敏锐于别人的反应与情绪。

　　及后，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李碧华小说《霸王别姬》的第一版，原是对“同性爱”采取宽容、平和及自然的态度，但经由陈凯歌改编之后，却带来影片极端的“恐同意识”，他又如何利用自己的演出艺术，来颠覆影片的恐同意识呢？

　　哥哥的回答是令人动容的，他说他看过原著小说，也和李碧华谈过，但他很能理解作为中国内地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个人背景，成长于“文革”的他，处身于仍然相对保守的氛围下，还要面对影片海内外市场发行的顾虑和压力，他有他的难处；而作为一个演员的自己，最重要便是做好本分，演好“程蝶衣”这个角色，同时尽量在影片可以容纳的空间内渗入个人主体的演绎方法，把程蝶衣那份义无反顾的不朽情操，以最细腻传神的方式存活于光影之中，让观众感受和明白。

　　随即哥哥即席示范了两套表情和动作，对比怎样才能透过眼神和肢体语言，反射程蝶衣对师哥段小楼情意绵绵的眷顾。

　　回忆这二三事，重看《霸王别姬》的片断，便能深深觉察张国荣是一个很有自觉意识的演员，明白每个演出的处境，同时更知道在每个处境的限制中能够做些什么，才可让“自我”的演出超越限制而升华存在。他已经不单是一个“明星”，而是“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这个“演员”的身份，不但见于电影菲林的定格，亦可观照于他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所谓“演出”，就是给予自己以外的另一个角色活泼灵动的生命，使那角色因自己而存活，也使自己因那角色而蜕变万千不同的姿彩。　

　　走得太前，仿佛是“时代”的错置

　　一九五六年出生的张国荣原名张发宗，属于战后“婴儿潮”的一代，父亲张活海是洋服专家，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已于香港的中环开设洋服店，售卖的款式都是当时好莱坞最新的时尚，因此特别受到影剧界艺人欢迎，著名导演希区柯克、演员加里·格兰特、马龙·白兰度、威廉·霍尔登等也曾专程光顾。

　　这不单是张国荣童年的家庭背景，也是影响他日后生活的先机，例如出入家庭和店铺的都属于中上层的名人，自少便养成他那份独有的世家子弟风范。此外，家族生意的因缘，也造就他敏锐的时装触觉，以至舞台上大胆破格的形象设计。

　　1971年，张国荣孤身往英国留学，从中四的程度插班开始，其后升读利兹大学，攻读纺织及时装，准备将来继承父业；但后来由于父亲病重，他便停学回港，参加由香港丽的电视举办的“亚洲歌唱大赛”，凭一曲American Pie获得亚军。之后加入电视行业，开展了在丽的电视的演艺生涯。

　　可惜由于丽的电视在香港的广播业上一直处于边缘弱势的位置，因此，张国荣主演的剧集未能为他带来广大的注意，但这些演出的磨炼，却也奠立了他日后电影角色的原型，例如反叛的青年形象、带点异质情愫的坏孩子。银幕上的稚嫩或许未能令他大红大紫，但独特的气质与性格、略带棱角的脸孔与性情，已深深蕴藏他日后从事电影工作的种子。

　　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张国荣除了在丽的电视的综艺节目中演唱外，也曾灌录两张英文细碟《ILike Dreaming，Day Dreaming》，及一张中文碟《情人箭》，但反应和销量均不理想。电影方面，他出道不久即被骗拍下一部艳情片《红楼春上春》，惹来劣评如潮，更严重打击了他的自信心及电影事业。

　　踏入八十年代初，尽管他仍可在大银幕上演戏，如《喝彩》、《失业生》、《柠檬可乐》、《烈火青春》等，但总是被分派并不讨好的角色。跟他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常常担演清纯的学生，相比之下张国荣演的不是边缘少年便是游戏感情的骗子，因此招来传媒与观众对他的责难，认为他本人就是角色的化身。其中由谭家明导演的《烈火青春》，更因触及社会青年男女情欲的禁忌话题而被指意识不良、毒害青少年，导致电影被禁、重检及删剪，而一些矛头也直接指向张国荣的演出——现在回首重看当时的争拗和影片，总发现是谭家明和张国荣走得太前，落后的群众未能接受，而这部在日后被誉为经典的作品，在当时未能为张国荣带来正面的成果，这仿佛是一种“时代”的错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