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孔子的认识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欧洲文明鼻祖。孔子与之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光彩。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均出生在清朝末年,他们在少年时代肯定都是要读圣贤书的。而我们第二代领导人多出生在民国初年,虽说科举制度早已废除,但新式教育制度的推广尚有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一代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少年时是在乡下接受私塾教育的。我在20世纪20年代,曾经用心读了些孔子之书、孔门之书。之后当我再读高小、读师范接受新式教育时,又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对孔孟之道持批判态度。有趣的是,60年之后的上世纪80年代,我进入老年,却又担任了孔子基金会名誉会长。

　　邓大姐点将

　　给我派这个活的倡议人,是“文革”后期在“四人帮”搞的以“儒法斗争”解释历史的批林批孔批“周公”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大儒”——周恩来总理的遗孀邓颖超同志。事情是由她到曲阜视察引出的。

　　1983年夏,时任政协主席的邓大姐去山东视察工作,特意到了曲阜。曲阜当时是怎么一种状况呢?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的1966年冬,北师大造反派头头谭厚兰,带领“讨孔战斗队”,到曲阜造孔子的反,胡乱折腾。虽然周总理马上出面制止,但被合称为“三孔”的孔林、孔庙、孔府等古迹,已遭到他们严重破坏。两千多年来受到历代中国人景仰和尊重、被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圣人竟然受到现代中国最著名的师范大学造反派的侮辱,这实在是斯文扫地!邓大姐视察时看到“三孔”一片破败的景象,不禁扼腕叹息。陪同她的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同志介绍说:1979年,经胡耀邦同志批准,山东省和曲阜县已着手对孔林、孔庙、孔府进行修复,但资金缺口比较大,建议成立一个孔子基金会,多方筹集经费,进一步整修“三孔”,并请邓大姐出面领衔主持。邓大姐赞同成立基金会,但认为她不宜出面。她说,有个很合适的人选,就是谷牧同志,虽然他长期在中央、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但在30年代他是个左翼文化工作者,又是你们山东人,对孔子的事情也比较明白,可以推举他。

　　我想邓大姐推荐我还有一些没说出,或在当时那种思想解放尚不够深入的形势下不便说出的理由:就是我在周总理领导下的长期工作中从来没有偏激的行为,可能孔子的中庸之道在我身上有些体现。邓大姐还建议,邀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同志也参加此事。

　　邓大姐回到北京后,向中央提出了上述建议,得到同意。1984年9月,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国家支持的群众性学术团体中国孔子基金会,确定我任名誉会长,匡亚明同志任会长。中央办公厅为此专门发出了通知,有关方面都表示赞同。

　　孔子基金会创办初期的工作

　　中央交待的事,我当然认真去办。此后,同有关同志一道,建立了由有关方面代表人士100多人组成的理事会,创办了《孔子研究》学术杂志(当时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进行了经费筹集工作,开展了国际孔子、儒学研究的学术交流。1989年10月,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在北京——曲阜举行了孔子诞辰25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5大洲25个国家和地区300多名学者参加。当时分管外交工作的副总理吴学谦同志主持开幕式,我作了主题讲演。新任党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同志接见了部分海外学者,发表重要谈话。他说,中国古代有孔子这样一位思想家,我们应引以为自豪。孔子思想,是很好的文化遗产,应当吸取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发扬。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孔子主张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要思想僵化,不要主观主义,并建议编辑出版这次学术讨论会的文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央最高领导人公开对外发表关于孔子评价的言论,这是首次,表明了中央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视,影响很大,也支持了孔子基金会的活动。

　　应当说,孔子基金会的工作,已经初步开展起来了。当然今后还要进一步开拓。这些工作,是靠基金会里其他负责同志和学术界的热心人士去做的。我主要拿了些主意,疏通解决了些问题,从各个方面争取一些支持。我担任的社团名誉职务有20多个,比较起来,孔子基金会的事情,我管得多些。

对孔子历史地位及其学说的再认识

　　担负了这个社会职务,也促使我进一步思考孔子和儒学方面的事情。

　　正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因素,由于许多同志在党内多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对孔子的研究和评价,在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成为敏感问题。许多人对此不愿或不敢涉足。鉴于贯穿大半个世纪的反传统思潮的扭转有一个过程,而且说老实话,我也是在接受这方面工作后经反复思索才逐渐加深了对儒学的认识,我在一些讲话中循序渐进地强调了三点想法。

　　第一点是强调孔子一些最基本的贡献。

　　无论对孔子如何评价,我认为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和影响是不能回避的。出生在2500多年前,活了70多岁的孔子,当时就是博学多能的重要人物。他一生办了三桩足堪称道的事。一是创立了以“仁”为中心、有着深刻内涵和广泛外延、颇具人本主义色彩的儒家学派;二是整理编录古代典籍,集他那个时代之前中国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三是创办私学,突破了在此之前“学在王官”的状况,扩大了知识传授,号称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我以为,这三桩事都是具有开创性的。从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进程看,应当说孔子在春秋时代上下各2500多年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孔子作为大学问家闻名于当时。许多诸侯国的当政者,遇到重大问题,往往要请教于孔子。激烈反对孔子的墨子(稍后于孔),也说他“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我们称孔子为杰出思想家、伟大教育家、著名社会活动家,当不过分。

　　尽管孔子在世时并不得意,甚至曾厄于陈蔡,饿了肚子,而他在死后却大大尊荣起来,封王、称师、号圣。由汉唐到明清,中国的封建皇帝,无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尊崇孔子,利用孔子;封建社会的良相能臣,乃至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都要从孔子那里吸取治世学问,寻找精神支柱和思想营养。这说明,孔子确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学派,留下了重要的思想资料。当然,孔子的学说,有正确的,也有谬误的;它对后世的影响,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后代对孔子的利用,有时起了进步的作用,有时起了阻碍的作用。不过,把这一切总起来看,不能不承认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思想文化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应当把孔子放在世界思想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观察。古希腊师承相传的三位先哲——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号称欧洲文明鼻祖。孔子与之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独具光彩。孔子的出生,更早于苏格拉底80多年,早于柏拉图120多年,早于亚里士多德160多年。东汉之后,孔学东传朝鲜、日本,南渐越南等国,长期成为这些国家的“国学”。17世纪以后,经利玛窦等传教士介绍,孔子和儒家学说又传播到西方,得到法国学者霍尔巴赫、狄德罗和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的称赞,对欧洲思想启蒙运动起了促进作用。孔子,与中国古代文明、东方思想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是公认的世界古代思想文化巨人。孔子和孔子之学,是世界思想文化的一个重要单元。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开拓理论、学术、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的大形势下,对孔子、儒学无疑应当正面直对,认真地加以研究。如果对之采取回避态度,中国的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就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说得清楚。上述这些是我对孔子的第一点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