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英美派是一班无拳无勇的知识分子，在国力太弱时，过分寄望于和会，尤其是对于威尔逊的和平条件十四条，以为公理或可战胜强权而欲借他人之力来保持自己的国土，这只可说是可怜。但外交战术本当利用形势和对方间的矛盾。在欧战中，英无力东顾，日本已几乎大嚼“狮子”的一份肥肉，战后美国在海军方面又与英并驾齐驱，纽约还要夺取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以势力平衡为传统外交政策的英国，本已利用后来的美国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口号，以保持他所夺取的中国利权，战后他更得以“血浓于海”的甜言，利用日美间的矛盾以联美抗日。所以英美方面对于外交委员会所提破除势力范围一项，曾由两国公使表示赞成。美使芮恩施、英使朱尔典都曾宴请争论铁路统一政策的当事人而于宴后畅谈这个问题，并都声明贝克与梅尔思的私案与使署无关，他们二人亦不能向和会提出，与美使会谈时，汪大燮提出三点：“(1)债权国权限只能及于投资确实，本利有着，其他不能过问；(2)执行之权完全归中国政府，他国不得过问；(3)为使资本家安心起见，可设立评议部，以便稽核或建议改良。”其中第三点是因为当时铁路收入常被任意挪用亏欠而提出的。林长民曾刊印一本《铁路统一问题》，以披露全案的原委。梁士诒曾表示应当保存势力范围而“赖均势以求存”，他的机关报也发出了这种言论。当时我曾写了一本《撤废势力范围论》小册子送各处以辟之。

汪大燮辞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徐世昌屡次慰留，亦不肯回会。以后和会对中国形势日恶。日本原已在一九一七年一--二月与英、法、俄、意订立了继承德国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的秘密协定，至是日本代表声明如不照日本提案解决，日本将拒绝签和约。英代表劳意乔治亦宣称日本如不参加国联，英国亦不参加。意大利代表则已因阜姆港问题不遂意而退出。于是威尔逊亦对日本让了步。中国代表团急电纷来，林长民乃亲到汤山恳汪回会视事。

四月三十日，英、美、法三巨头决定了凡尔赛和约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三条，将德在山东所夺取的权利都让与日本。五月一日，陆征祥来电称如不签和约，则对撤废领事裁判权、取消庚子赔款、关税自主及赔偿损失等，将来中德直接交涉，是否较有把握，亦是问题。他怕将来与战败的德国直接交涉失败，因而就主张签字，对日本屈服，这实在是太可笑了。外交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签约，由汪、林将致专使拒签电稿亲呈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但二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三日凌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并自草自缮辞呈送徐处而去。我将档案整理了，亲自送交外交部条约司长钱泰接收。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嘱发电反对。我回会收拾杂务后，打了一个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母。这个电文曾经登在英文大陆报面页第二行一个方格里，日期不记得了。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东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会议。北大学生原定于五月七日（即一九一五年日本发出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后通牒之国耻纪念日）游行，于是决议将日期提早三日，因而“五四”运动就变为五四运动了。

二、国民外交协会的活动

外交委员会成立时，我们早已感觉到政府的亲日倾向，就组织了一个国民外交协会，以备与外交委员会互相呼应。协会在熊希龄宅开成立大会，有会员几十人，以后逐渐增加至百余人，其中有不少各大学学生和几个湖南、贵州等西南各省的代表。协会会所系借用西单石虎胡同私立松坡图书馆西文部。协会成立时，推举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林长民、范源濂、蔡元培、王宠惠、严修、张謇、庄蕴宽十人为理事，并推干事六人，为：总务陈介、外交叶景莘、文牍寿洙邻、法律王文豹、交际魏斯炅、庶务郑舜钦。以后因警察常去麻烦，郑不能应付，又请英文导报经理梁秋水任秘书。理事常到会的只熊、林、王三人，干事经常办事的只寿、郑、王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