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鸦片战争后，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王朝及军阀的统治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既没有民主，又没有科学。一九一五年，北京出版《新青年》，激发起青年要求民主和科学的思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参加巴黎和会，理应收回山东主权，并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然而，和会却作出决议：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一概让给日本。这样，中国就以“战胜国”的资格受到“战败国”的待遇。消息传来，举国上下，群情激愤。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在北京，由北大、北高师(北师大前身)等校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当时的口号是：“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废除二十一条”、“铲除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抵制日货”等等。这个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各地群众奋起响应，纷纷罢课、罢工、罢市。到六月九日，北洋政府在全国群众的压力下，不得不免去卖国贼曹汝霖(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陆宗舆(币制局长)的官职。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也就义正辞严地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这就是五四运动政治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大致情况。

五四运动时，我是北京高师学生，二十五岁，曾亲身参加了这一运动，受到深刻的教育。本来，北京的各大学原订于一九一九年五月七日（即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以示抗议。但因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谈判失败的消息不断传来；同时，又得知反动政府要在五月七日进行镇压；因此，五月三日，北京各校学生纷纷在晚间集会，讨论对策。我们高师学生也在校内风雨操场集会，同学刘庆平当场咬破手指写血书，表示决心，大家非常激动。有些同学赶制“打倒卖国贼”、“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等标语；另有些同学赶印传单，以声讨反动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呼吁各界支持这一爱国正义行动；并派出代表到各校联系。五月四日上午，各校代表在堂子胡同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将原订于五月七日的游行示威提前在五月四日下午举行。

五月四日下午一时，北大、北高师、法专、工专、农专、医专、俄文专修馆、朝阳、汇文、清华等学校的学生共约五六千人，高举着校旗，齐集天安门前，整队后开始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散发传单，高举着“还我青岛”，“取消卖国二十一条”……等标语，浩浩荡荡向外国使馆区的东交民巷挺进。游行队伍沿途受到反动军警拦阻，到东交民巷口，又被使馆巡捕阻挡，无法通行。队伍就改道走东长安街，经东单牌楼，直捣赵家楼卖国贼曹汝霖的巢穴。当时，曹家门紧闭，已有许多军警在周围防守。愤怒的学生一拥而上，用木棍、石块、砖头撞击。我身材较高，就踩在高师同学匡互生的肩上，爬上墙头，打被天窗，第一批跳入曹贼院内。我和同学把大门门锁砸碎，打开大门，于是，外面的同学一拥而入。我们到处搜寻曹汝霖，但他和陆宗舆早已逃匿。只有章宗祥躲藏在厢房的大衣柜里，被我们抓了出来。他已面如土色，跪在地上，大家拳打脚踢，把他打得半死。同时，曹家被捣毁，后院已起火。随即一群反动军警涌进门来，对我们进行镇压。见人就打，见人就抓，一共抓了三十二人（据我所知，被捕的三十二人中，目前在北京的，还有许德珩同志）。把我们押解到步军统领衙门，经过审问、登记后，关进牢房。

我在曹贼院内遭军警毒打时，眼镜被打掉，手表被打坏，胳臂被打得鲜血直流。我们被关进牢房后，被严加监视，不许交谈，不许走动，不给饭吃，不给水喝。直到当晚半夜，又把我们押解到警察厅。第二天(五月五日)，又经过分别传讯，追查指使人，强迫我们承认打人放火是犯罪行为。我们异口同声、义正辞严地回答：“我们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这是正义的爱国行动，你们能说我们爱国有罪吗？！”我们慷慨陈辞，驳得审讯者哑口无言。当时，被捕的人分几间房间关押。我和高师同学向大光及其他学校学生共七人关在一间牢房内，共用一盆洗脸水，待遇虽十分恶劣，但大家精神抖擞，毫不畏惧。当时，各学校纷纷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同学。各校校长和其他爱国人士多方奔走营救。最后，反动政府迫于群众的压力，只好在五月七日同意由被捕学生所在学校的校长保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