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北京高师被捕的学生共有八人，五月七日由警察厅派两辆车子送我们回校。刚到校门口，就被欢迎的同学和邻近的居民围住。我们一下车，就给戴上大红花，把我们一个个抬起来，高高举起，并为我们拍摄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到现在）。群众的爱国热情倾注在我们被捕获释者的身上。我们能获释返校，这是群众的力量，这是全国人民的胜利，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终生难忘。当时的情景，到今虽已整整六十年，但仍历历在目。

五月七日返校的当天晚上，我们高师学生会评议部就召集评议员开会。参加开会的评议员除我外，回忆出来的还有董鲁安（后改名于力，解放后，曾任监察院院长，后病故）、熊梦飞和匡互生三人。在这次会上，建议组织成立北京各界抵制日货联合委员会，我被选派为高师代表去参加这个会。后来，我被推选为全国各界抵制日货联合会主席，委员会内还有北大代表李光宇及女高师代表朱光玉。委员会向全国各界宣传抵制日货，即：不买日本货，不用日本货，不卖日本货。并动员中学生制作一些家常日用品如手巾、儿童衣帽等等代替日本货，送往商店销售。全国各界都支持这个运动，纷纷向反动政府提出，不准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撤销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由于反动政府无视群众的要求，并为曹、章、陆三人辩护，五月十九日，各校学生发出罢课宣言，宣告罢课，同时组织了演说团，派代表到上海、天津各地宣传。六月三日，反动军警逮捕了在北京街头作宣传的三百多学生。这消息迅速传到各地，全国二十多个省市的工人、学生、商人为声援学生的爱国行动，也举行罢工、罢课、罢市，这就是全国的“三罢运动”。最后，反动政府慑于群众的威力，迫不得已，才于六月九日免去曹、章、陆三人的职务，在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才能义正辞严地拒绝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的原名叫陈宏勋，当我于五月七日获释返校后，受到了高师校长、老师和同学的热情关怀。校长陈宝泉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对我说，为了避免我再次被传讯或逮捕，要把我的名字改为“荩民”，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我感谢了校长和老师对我的关怀，并改成这个名字直到今天。

五四运动后，因当时提出的口号是要学习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我怀着科学救国的愿望去法国学习数学。回国后，决心终身从事教育事业，为我国培养科学技术人员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先后写出了一些数学教材及参考书出版。想到了我国自明朝徐光启首先介绍《几何原本》后，几百年来，几何学已起了重大变化，而具有革命性的“非欧几何”一书，尚无人介绍。于是，我写了《非欧派几何学》一书，以期为发展我国科技事业做一些工作。可是，在旧社会，个人虽希望看到我国强盛，科学发达，人民安居乐业，但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贪污腐化，摧残科学，残酷剥削，民不聊生，我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

全国解放后，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工农业及科教事业蓬勃发展。我一直从事高等数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编写高等数学教科书。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也是建国三十周年，同时又是工作重点转移的第一年。我国科学技术虽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由于受到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与西方科技水平的差距依然很大。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宣布，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正是五四运动时期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今年我虽然已经八十五岁，但我还要在新的长征路上，同青年一道前进。我打算在完成重新编写《高等数学基础》一书之后，再编写一部《工程数学》，以期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责任编辑：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