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我才十六岁，正在天津女子师范念书。今天谈起三十年前的往事，由于三十年不算短的时间和中国革命的曲折复杂经历，已经冲淡了我的许多记忆，现在仅就我能记得的谈谈。

那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发动示威，要求“惩办卖国贼”“拒签凡尔赛和约”，学生们在激愤中发生了火烧赵家楼，怒打卖国贼的事件，在次日消息传到天津，震动了天津各校的同学，纷纷议论，立即响应北京同学的爱国运动，在七日天津学生就举行了示威，很快的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以女校同学为主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随后又成立了“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我们只凭单纯的爱国热情，喊出的口号除了前面说的两个以外，还有“取消二十一条”、“收回青年”、“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不做亡国奴”等等。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对学生的爱国运动是采取镇压的政策，用警察、刺刀、子弹、水龙扫射、殴打以至逮捕等各种办法压迫学生。我们在斗争中锻炼，逐渐提高了觉悟。又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新思潮新文化正很快的涌入古老的中国，苏联十月革命的成功，也开始在中国青年中起了影响，这就给了“五四”运动新的进步因素，使之向前发展。

“五四”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本身是反帝反封建的性质，但当时，在我们的思想上是模糊不清的。直到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才明确的指出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的认识也才逐渐的明确起来。“五四”时，我们也不知道“知识份子要与工农结合”，只知道列宁是苏联革命的导师，他是要为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谋解放的而已，不过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所以，我们很重视宣传工作，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我当时就担任着“女界爱国同志会”的讲演队长，和“学生联合会”的讲演部长。我们的讲演队定期的经常的到各处讲演，在初期女学生因受社会封建习俗的束缚不能和男学生一样的出现在街头讲演，而是限于在市内各宣讲所、民教馆，以及公共集会的场合来讲。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我们讲的是要大家起来齐心救国，要达到惩办卖国贼的目的，讲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惨痛，我们应有爱国开会的自由，抗议当时北洋政府对学生的压迫等等，我们讲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另外我们还作家庭访问，常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挨家宣传，有的人家，对我们很热情接待，有的人家就把大门一开，拒我们于门外，但我们碰了钉子一点不灰心，还是挨家敲门访问。记得那年暑假期内，有一次出发去天津西头讲演，回来时赶上倾盆大雨，每个人淋得和水鸡子一样，但同学们一点也不泄气。下次还是按时照样的去干。另一方面，我们也很重视文字的宣传和报纸的作用，由“天津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三日刊的“学生联合会报”，后来改为对开一大张的日报，和现在人民日报的篇幅一样大。每期销到了二万份以上，是一个不小的数目。这个报的主编人就是周恩来同志。“女界爱国同志会”也出版了一个周刊。这两个报纸报导着当时国内外的时事消息和全国各地的学生爱国运动消息及反压迫的斗争，还有社论和政治性的论文及文艺作品等等。

关于“五四”运动中，学生要求民主和科学的具体事实，我只能从当时天津一个地方的情况和我所活动的一个角落上，举几个例：

由于反动的北洋政府，对外媚日，对内袒护国贼，不断的压迫学生，我们没有爱国的自由，当时我们最迫切的民主要求就是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等民主权利。我们为此遭受过多次的压迫，也作了多次的斗争。例如“五四”那年的双十节，由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天津全市市民大会继续坚持惩办卖国贼，罢免曹汝霖、陆宗兴、章宗祥，加紧抵制日货，举行游行示威。在事前我们已经风闻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外号叫杨梆子）准备以武装解散我们的集会，阻止我们的游行。但我们毫不恐慌害怕，我们也作了应付武装警察斗争的准备。会场的布置和队伍的排列是把市民们站在主席台的周围，然后把有组织的学生站在市民的外围，又把女学生站在最前列，准备被武装包围时先由女学生冲出重围，另一方面，我们每个人拿的旗子，都是用专买来的坚固竹竿制成的，准备把竹竿作为事变发生时斗争的武器，在预订开会时间以前，市民和学生的队伍大群大群的向南开广场集合起来。果然不出我们的预料，警察们大批出动，把我们整个的会场包围起来了。我们仍按开会的秩序进行，直到游行示威开始时，我们就和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首先我们学生向前冲，一面冲一面向他们宣传呼号“警察也应该爱国”，“不要打爱国的学生”，同时因为他们已经动武，用枪托殴打我们，很多同学挨了打，有的眼镜亦被打破了，于是我们也就挥动手上的竹竿抵抗，并用竹竿把他们的帽子掀掉地上，当他们弯腰去拾帽子的时候，我们就乘这空隙向前冲，正在搏斗紧急的关头，来了一支外援的队伍——恰巧学联的汽车宣传队开到会场，里外夹攻就打开了一个缺口，大队跟着汽车冲了出去，于是环城示威游行，直到警察厅，质问杨以德，向他提出抗议，一直坚持到第二天黎明才散。这次事件，激起了女同学极大的愤慨，于是不再管封建习俗的限制，第二天就走向街头，不顾一切，到处举行街头露天讲演，控诉杨以德对于学生的压迫。

在双十事件以后，压迫愈来愈紧，过了一个多月，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被查封。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四个领导人被逮捕。紧接着天津学生联合会被查封，我们不能公开活动了，于是就转入租界，在一个同学家里借了一间小屋继续办公，坚持斗争。在十二月中为了要求启封各国救国联合会和学生会，释放被捕代表，发动了全天津同学的大请愿，包围省政府要求当时的省长曹锐出来答覆，但他避不出见，我们推举代表去见他，而省府大门早已紧紧关闭，不准代表进去。我们的四个代表——周恩来、郭隆真（女）、于方舟等，就从大门底下的门坎洞里钻了进去，一进去就挨了打，被逮捕了。外面的学生大队更加气愤，坚持不走，直到半夜，反动的省政府又拿出最后的手段，用刺刀、枪托、水龙来武力镇压，驱散了学生，演出了流血惨剧，很多同学挨打受伤，头破血流，重伤的送入了医院，从此我们更认识了反动政府的狰狞面目，认识了爱国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是不经过斗争和流血，就能轻易得到的。在“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也就是运动的后期，我们的工作重心转入了反对非法逮捕，营救代表，要求转送法院公开审判，争取舆论的援助，一直到夏天全体先后被捕的代表二十八人才得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