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但在校外受反动政府当局的压迫，在校内也受校长教员的压迫，禁止我们出校活动、参加会议。例如在一九二○年的五月七日，我们女师同学为了参加“五七”国耻纪念大会，与学校当局发生了冲突，虽然出去关了大会，但回到学校时，校中已挂出牌示，竟公布将全校二百多同学全数开除学籍。我们气极了，一点也不害怕，决不屈服，大家一致废寝忘食，连夜收拾行李，全体搬出学校，但学校当局反关起大门不准我们走，把电话室也封锁起来。全校骚动，闹了一整夜，到第二天清早，还是全体坚决搬出了学校，我们避开警察的监视，到郊外种植园一带去召开会议，斗争坚持了一个星期，终于在家长和社会舆论支持之下，迫使学校当局收回成命，先收回了开除我们的牌示，然后我们全体同学才胜利回校。我们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有满腔的爱国热情，为了救国，为了民族的独立，为了争取民主自由，有牺牲一切在所不计的精神。

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同时掀起了妇女解放运动，这也就是“五四”的民主运动中一个主要内容。提出了“男女平等”、“反对包办婚姻”要求“社交公开”、“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大学开女禁、各机关任用女职员等。在天津首先是把男女同学分别组织的学生联合会合并，共同工作。这件事在起初也是遇到了阻力的，女同学中也有不赞的，有顾虑社会舆论不同情的，有怕合并后被人说男女混杂闹笑话的，但男女同学中的进步积极分子终于冲破了这些阻碍，勇敢的实行合并并收到良好效果。当时男女同学间的相处都是极其自然坦白的，工作上是相互尊重平等的，大家一心一意忙着救国，忙斗争，在工作上竞赛，女同学不肯后人。女同学中的积极份子明白自己要作开路的人，就不能遗笑社会，挡住了后来人的路，一定要好好干，作出一个榜样来。在当时男同学中的积极分子，受了新思潮的洪流的激荡，重男轻女的思想也被大大的打破了，对女同学都很尊重的。在工作的责任上，都是平等担任。学联会各部门的负责人，有一个男同学也必定有一个女同，学联会评议部的主席也是男女各一。天津女师的同学，当时在学联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和南开同学一样带有决定性的。当时北京男女学联会的合并晚于天津的学联。他们很羡慕我们天津学联的合并和我们工作的良好表现。那时阻止北京男女学联合并最顽固的份子，就是当时女师大学生会的控制者陶玄——妇女界的败类，她早已投靠了反动的国民党，直到现在仍坚持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由于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新思潮的输入中国，随着“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展，新文化运动愈加蓬勃发展起来，这是“五四”“科学”口号下的主要内容。在北京出版的“新青年”、“少年中国”、“新潮”等刊物，被很多同学所喜爱阅读，为了提高我们对新文化的学习，由天津学生联合会于每周举行学术讲演会，请北京前进的教授如李大钊同志等到天津讲演，反对文言反对八股，提倡用白话文，学习白话文和标点符号的用法。这些事在今天看起来是很平常无足道的。但是在那时，这些事却是极新鲜重要的事情。在“五四”那年的夏末，我们男女同学中比较进步的积极份子二十多人，感觉需要一个比学联的组织严密一点的团体，更能作一些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就组织了个小团体——“觉悟社”。这个团体的社员常在一起谈论研究一些新思潮。那时我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不常参加正规的讨论，但常听到比我年长的男女社员们谈论着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等，大家都还没有一定的信仰。也不懂得共产主义，只听说最理想的社会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只知道有列宁，苏联十月革命成功了；只知道他们的革命是把多数被压迫者解放了，要实现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引起了我们的同情和对十月革命的憧憬。那时，我们还得不到这类问题的读物啊！“觉悟社”的生命不很长，只有短短的几个月的时候。在前面提到的包围省政府惨案发生以后，一个部分社员被捕入狱（如马骏、周恩来等），一部分社员在学校毕业后分散各地，剩下的少数人也因为环境恶劣不能作什么活动。到了一九二○年的夏天，一部分社员如周恩来、郭隆真出狱后，很快的到法国去勤工俭学，我和其他社员也从学校毕业分到各地，我们的小团体，也就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还轻常来往，有的通信联络，在一九二○年有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改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有了中国共产党以后，我们二十多个社员中有半数以上的人都先后加入了党或团。有的还成为党或团的某些地方组织的第一批成员。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一九二四年初成立的，后又成立了党的组织。这时我们已经明确的知道了什么是无产阶级，要为无产阶级的利益奋斗，确定了我们的信仰和奋斗的目标是共产主义。

“觉悟社”的二十几个社员，三十年来，变化很大。有的人早作了革命的逃兵，有的人，只图个人的安逸已不问政治，有的人，已堕落跑到反动国民党的营垒中去了。但有的人是站在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岗位上英勇牺牲了。如当时最优秀的学生领袖马骏同志，在一九二七年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时被张作霖逮捕杀害，郭隆真同志（后改名郭林一），于一九三一年在青岛被捕，解往济南被韩复榘杀害，他们二人临刑时，高呼口号，唱国际歌，英勇就义。还有天津另一个先进学生小团体的社员于方舟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玉田暴动而牺牲。提起他们不禁引起了我对他们和无数革命烈士们的哀思和敬意，也充满着对敌人的仇恨，我们一定要踏着革命烈士的血迹前进，中国的青年，要继续“五四”的精神前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五四”运动所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胜利的前进到共产主义。

（责任编辑：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