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894年12月出生于浙江金华东南乡的一个满百户的小麓村里。我的家庭是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

我于10岁时进本村的私塾读了一年书，11岁，父亲送我到城里乐群小学去上学，15岁小学毕业。我的祖父要我改学种田，我的父亲看我读书还不错，尤其小学里教我的两位老师异口同声地说：“这小孩子很可造就，还是让他再念几年书的好。如果经济为难，我们可以稍稍补助他一点。”于是我有了师长的资助，加以父亲的同情，就鼓着勇气于15岁时考取了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在这所中学里读了5年书。虽然就年龄讲是全班最小的一个，但成绩往往名列前茅，因此很承师长们的器重。

19岁在中学毕了业，但是我的彷徨歧途的烦闷也就从此开始了。照我自己的志趣，一心要想上进，最好能有进大学的机会。我的祖父固然叫我改业，就是我父亲，虽然希望我再能上进，但困于经济，也就丧失了鼓励我的勇气，这时的我确是感觉到痛苦万分。最后还是由于师友们的鼓励和资助，勉强借集了300元银洋，就单身离家到了北京，很幸运，竟让我考进了全国知名的国立北京大学，在那里整整读了8年书。1921年，当我26岁时，完成了大学教育。

在我受大学教育的过程当中，恰巧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战结束后的1919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了所谓和会。当时国内是北洋军阀专政，那班不学无术的糊涂虫，只知卖国求荣，不管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利益，形成了外受帝国主义欺凌，内受反动统治压迫的恶劣局面。而出席所谓和会的我国代表，无力扭转局势，竟想在巴黎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激起了一批热血青年的愤怒。但在反动军阀高压之下，很少有人敢出头发难。于是我和二三有志的同学，就暗地里秘密联络一部分北大同学，不避艰险地发动了以“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为口号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彼时在北京的各大专学校的同学们莫不一唱百和，很快就联同一起，高举义旗，于1919年的5月4日上午8时，在北京的天安门前聚集了1万左右的大专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大家一鼓作气，浩浩荡荡地向着卖国求荣的国贼曹、章、陆进攻，火烧了曹贼官邸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这就是震动全国以至全世界的五四运动。

这个反帝反封建运动爆发之后，北洋军阀政府大怒，当天逮捕了青年学生32人，一起关在北京大学的第三院(北河沿)，受尽毒打与虐待。但是北京的广大群众却从迷梦中被这一伟大的运动唤醒过来，莫不齐口称快！最明显的表示是第二天就造成了北京全市罢课、罢市、罢工的从来未有的严重局面，致使反动军阀集团张惶失措！同时，策动这一伟大运动的青年同学们，为扩大效果，博得全国广大人民的一致同情，立刻组织了北京学生联合会——后来扩大为全国学生联合会，我曾充任首任主席。在5月7日的那一天，我被北京学联会推为全权代表，兼程赶赴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策动一致罢课、罢工、罢市的运动，并策动组织各地的学联会。每到一处，不出三天就收到良好的结果。

在五四运动展开后的两个星期内，我曾经和天津学联会代表杨兴亚、上海学联会代表何葆仁，同去见孙中山先生于其上海寓所。孙先生和我们三个学生联合会的代表谈了三个钟头的话，他的最后结论是“团结才有力量，诸位要希望这次学生运动发生力量，收到一定成果，惟有加入中国国民党。大家团结一致，来共同努力才是办法”。当时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一致回答说：我们都是学生，我们都还在求学时代，没有看到过三民主义的书籍，所以不知道三民主义为何物，因此未便冒昧入党；再说这次学生运动，是完全出于青年们的爱国至诚，既没有什么党派作用，也没有什么政治背景，所以发生了极大的号召力，并博得全国各界广大的同情心。虽然在这运动初发生时，北京的一般政客们也曾无中生有地造过谣，说什么这次学生的狂妄行动，是受了进步党所利用的、研究系所鼓动的，但是我们可以一言蔽之：“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