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我会同天津学联会总代表杨君兴亚、上海学联会总代表何君葆仁同赴广州，从事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广州，召开了4次群众大会，吸引了听众10余万人，所以不出三天，非但全体青年学生一致响应，连广大的工商界也一致实行罢市、罢工。

于是就以京、津、沪、粤四大都市为基干，向北京的反动统治者，提出罢免曹、章、陆等卖国贼及拒签巴黎和约的群众要求；北京政府因碍于舆论和人民群众的正义呼声，不得不暂时就范，罢免了曹、章、陆，拒签了巴黎和约。

但是这一暂时就范，决不是由衷的，我们也很明了。彼时这般顽固反动的军阀们，决不会对我们从此甘休的。果然不出所料，在1919年的6月3日，就发生了北京第二次大规模逮捕青年学生的血腥事件。一共逮捕了46名所谓各大专学校的激烈分子，而以北大的我、工专的夏君秀峰和法专的何君其伟三人为“主犯”，——彼时我担任北京学联会的主席，夏、何二君是工专和法专的出席代表。——于1919年6月3日下午在北大第一院举行学联会议散会时，在沙滩东口一齐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其他各校代表40人。被捕后我和夏、何分别隔离，关在首都卫戍司令部；其余各校的代表们，则混合分禁在三个大统间。我就这样被关了7个月零8天，至1920年2月初旬才被释放。

在这七个多月的牢狱生活中，身体虽失却自由，精神上却得到了一种极大安慰。因为我在牢狱当中，依旧不断地向看管我的士兵们作宣传，我在狱中，不到一个月就和他们混得很熟了。有两件事给我一个永远不会消失的印象，迄今回忆起来，我还是深深地信仰着，为了人民福利的真正革命精神是可以感召一切的。

我所说的两件事，第一件是卫戍司令部专门派来看管我的一位名叫张得标的营长和他的部属，这位张营长据他的部下说他是一字不识的。有一次他的长官问他：“兵”、“骑”、“工”、“辎”四种兵种中“骑兵”作何解说？他回答“骑兵”是旗人当了兵的意思，结果被长官臭骂了一顿。他的知识贫乏至于此，但是却没有影响他的正义感。因为他看管我久了，混得很熟，每次见面总是向我问长问短，如什么叫做五四运动？究竟跟谁作对？你们的打算是怎么一个意思等问题。我就三番两次地用传教士的姿态，和他反复细说，久而久之，结果是他真的被我感动了。他的结论是：“你们学生们没有做错事。”并且他还用很憨直的态度发了许多诚恳的言论，他说：“我们的总长(指当时卫戍司令段芝贵——即小段)只知道住洋房、坐电车(北方普通人叫汽车为电车)、讨姨太太，对我们当小官儿和士兵们的痛苦一点也不管。”“要是我张得标不穿上这一身老虎皮，也愿跟你们一块儿干他妈的一下子。”我在狱中过了一个农历年，这位张营长在大年初一那一天，竟买了两盒茶点，并且带了他的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在看管我的房子里向我拜年贺岁，我当时真受了极大的感动。

第二件事是，半年来我和轮流看管我的士兵们也混得很熟了，他们也不时向我问长问短，我也乘机和他们宣讲五四运动的动机、经过和目的。他们听了后的反应都说是“对的”、“对的”。所以我入狱不到半个月，每个值勤的士兵，都自动地愿意替我往外送信，并为减少我的寂寞，自动替我借了许多小说。他们有时也要求我讲给他们听，这是他们平时对我的态度。等我出狱的那一天，他们竟合资买了许多水果和茶点送我，并且纷纷问我出狱后的住址，以约后会。

我出狱后，当年5月间，在李大钊、马叙伦诸先生帮助之下，由北大母校派我和其他4位同学去日本各大都市考察劳工运动情况，以资借鉴，为期3个月。在日本东京时曾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老友宫崎滔天，以及他的儿子新人会会长宫崎龙介诸人多所往还，并结识了我国著名文艺作家田汉等。归国后曾经写过《日本劳工运动的面面观》一文，载在当时的《世界青年》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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