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是幸运的，它就是在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开始其建国大业的。在印度争取独立的领袖人物，不论是甘地，还是尼赫鲁，都具有伟大的人格，都是印度社会的“绅士”。尤其是伟大的甘地，全身浸透了印度的宗教精神。当年办过《观察》杂志的储安平曾预言，靠这种愚昧的宗教精神，印度人不可能实现独立。但印度就靠着这种精神独立了。而且，印度建国以来者设计了相当健全、为国家奠定长治久安基础、可以长期有效运转的宪制，其德性与明智可媲美于美国制宪者。

泰国的宪政制度虽然没有上正轨，但是，泰国宪政转型的历程还是比较平和的，至少，泰国没有发生过翻天覆地、血流成河的革命。即便是军人政变，也是相当温和的。转型过程的平和，恐怕是全民深厚的佛教精神有极大关系。我们可以设想，泰国的街头政治，放到没有宗教精神的国度，恐怕早就演变成不可收拾的暴力狂潮，进而引来同样血腥的军事镇压与军人独裁了。

作为中国人，看了当下泰国、印度的事件，不由欷嘘，尤其是在五四将要临近的时候。时下，各方都在张罗着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顺便地，人们也对新文化运动大唱赞歌。但从泰国、印度的经验来看，再加上日本、韩国的经验，当然还有美国等国的经验，可以说，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整个是一个错误，一个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的错误。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就错得离谱：这场运动的领导人以为，中国当时正在进行的宪政转型之所以遭遇挫折，就是因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与现代的民主、科学不兼容，尤其是儒家——直到今天，还有人把中国落后的根源归于孔夫子。照此逻辑，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建立宪政制度，就必须先摧毁自己的传统文化，尤其是要打倒孔家店，清除一切传统的思想、信念，塑造出一代新人。

然而，如此大全盘反传统，结果得到了什么？如余英时、张灏等先生所指出，是一浪高过一浪的思想激进化与政治激进化。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为在社会内部针对不同意见者、不同利益者大规模地使用暴力，提供历史的、伦理的论证。中国社会的基本价值因此而被颠倒：道德反而是虚伪，血腥反而是道德；高贵者最卑劣，粗鄙者反而最优美。

在这种颠倒了的价值支配下，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向着深渊一路狂奔：传统社会结构中的精英——绅士群体，被放肆地使用大规模暴力的群体刻意地消灭，中国社会、政治的领导权力一步一步地落入社会边缘人物手中。新文化运动还是大学教授们发号施令，到五四运动时就不灵了，国民革命是教授的学生们领导，后来，中小学生、大老粗也纷纷登场。于是，理性一路退后，政治伦理飞速堕落，政治趋向暴力化，以至于最终不可收拾。

那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及参与者，也成为他们自己所诱发的劣质化政治的牺牲品。黄苗子、冯亦代们的告密行径，正是他们的老师发动的全盘反传统运动的后遗症之一。

这样的新文化运动必然毁灭文化。二十世纪前半期真正的文化，普遍出自那些远离、甚至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士，如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张君劢、萧公权、吴经熊、钱穆、牟宗三诸先生。世界就是如此奇妙：没有旧，又何来新？不尊重传统的人，怎么可能有未来？因为他连自己是什么、在哪儿都不知道。

今天那些忙着纪念五四的人、高调为新文化运动唱赞歌的人士，似有必要好好研究研究日本、韩国，研究研究今日的印度、泰国。传统与宪政相安无事，甚至相互支持。糊里糊涂地为持续了百年的一种迷信招魂，不仅看不明白世界，也看不明白中国。

（责任编辑：落叶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