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时期，我正在长沙福湘女学作教务主任兼教历史、教育等课。

当5月4日北京学生空前的大示威、要求严惩卖国贼、痛殴卖国贼、焚烧赵家楼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的报纸连续发表“山东问题之警报”，呼出“吾人断不能承认！吾人当出死力力争”的口号。5月7日，长沙各校学生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示威游行大会，通电北京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从那天起，学生天天在市面宣传毋忘国耻，散发传单，呼唤国人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卖国贼。5月11日起，湖南督军——段祺瑞的走狗张敬尧竟封锁新闻，并发布防范“过激党”的命令。学生爱国情绪更加高涨，于5月末正式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并于6月3日起举行总罢课，组织“救国十人团”，发起“爱国储金”运动，同时与湖南公团联合会组织国货维持会，抵制日货。几天以后，全省学生风起云涌地响应。

当时的一般知识分子已感到社会改革、民族自决、妇女解放等问题的解决刻不容缓；受十月革命影响较深，毛泽东、蔡和森在五四以前即发起新民学会（成立于1918年4月14日），它在政治上当前的目标是驱逐军阀张敬尧，长远的任务为“改造中国和世界”，所以会员经常集会讨论国家大事和世界局势，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的经验。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并创办“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创刊宗旨）的《湘江评论》，宣传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教育界人士朱剑凡、陈夙荒等则组织“健学会”，“对新思想及时进行研究，导之正轨”并举行学术讲演。其他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和“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主张均应时而生；各学校的刊物则更多。

以上是五四时期长沙青年学生和知识界情况的大概。

福湘女学是美国长老会所办的学校，有美籍女教师三人，以培养为美帝殖民主义服务的妇女以利于从家庭和儿童方面腐蚀中国的民族精神为目的。因而凡有利于达到这个目的规制如检查学生书信、不许学生与校外学生团体接触，中文教本用“四书”及《古文观止》，自然科学以至历史地理用英文本等等都执行很严，而礼拜与灵修则比一般教会的男校尤为重视。所以该校学生对于本国各方面的常识都极缺乏；甚至有师范毕业生不知有“国民学校”（当时的初等小学）名称的，很多高年级学生不能看中文报纸，不能写普通书信。学校开办20余年，建筑了很大的校舍，有师范和中等各年级，但学生最多不过80人，且有很多学生中途转学去周南女校（长沙最早的私立女校，徐特立老师曾在该校任教多年）的。学校的负责人为争取较多的学生以便向美国经济支持者报账，她们趁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1918年3月至1920年6月），搜刮民财，摧残教育，各校经费无着，经常停课之机，争取周南女校的学生；并打算聘请国立学校毕业生作门面，以广招揽。适逢我那时在兑泽中学、第一中学教书，因教育经费无着，生活困难，经在高师时美国教师的推荐，遂于1918年下期兼在该校教课，1919年上期专任该校教务主任，并教教育学、心理学及中国历史。

我到该校即发现学生无阅报习惯和不与外界接触，对国家各方面的常识缺乏，爱国热情不足。于是，我初步利用历史课联系现实，讲述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并每日勾画报纸中之重要新闻，和《学生杂志》、《教育杂志》、《妇女杂志》等重要文章令学生阅读，组织课外学习讨论会，由学生将课外阅读的心得互作报告。五四运动以后，并介绍《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学灯》(时事新报副刊)等给学生看，并在每次上课时以一定的时间与学生谈国家大事。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也动员她们参加。但因校长阻止，不曾参加6月3日的罢课运动。

我之所以进福湘女学工作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指导思想来的。自从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以后，军阀连年混战，经济文化均被摧残，青年人本着自发的爱国心，对现实不满，在思想上有寻求“出路”的要求。但因未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缺乏斗争经验，所谓“出路”只能凭主观臆想。我因为在高等师范学过一点资产阶级的教育学，便以为教育是可以救国的；而当时湖南的地方教育，为军阀张敬尧摧残殆尽，为逃避现实的斗争，而走进教会学校，以为在那里可以发挥“教育救国”的作用。其次日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尤其是1915年与袁世凯所订的二十一条的亡国条约，是一般知识分子所仇恨的，经五四运动的鼓动，仇视日帝之心更深。但因看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对美帝国主义却存幻想，以为在美国人所办的学校中可以进行爱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