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所以我到福湘女学以后，很心安理得地进行所谓“教育改革”，钻研、编译资产阶级的教育科学。殊不知一切教育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福湘女学是美国人所办的学校，它所要求的是灌输奴化思想，腐蚀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而我却要把学生教育成为具有中华民族精神的人，我们之间便不得不展开剧烈的斗争。

五四以前，我在教学上有所改革，学校主持人尚能勉强相容，只不过在谈话中要我注意学校的传统，实即为培养诚心诚意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服务的“十字军”而已。1919年5月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曾派人至福湘学生会联系，要求参加学联组织及六三罢课。学生会征求我和校长的意见，我同意而她不同意，因而不曾参加。但学联自成立后，即积极参加国货维持会，开展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活动，并与各界组织“湖南各界联合会”，发行《救国周刊》，声势浩大，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包括湘雅医校（美帝所办）的学生会都参加，福湘的学生会也参加了长沙女学生联合会。可是长沙学联在7月16日被张敬尧解散了，从此她对我和学生的防范、警惕，就更严密了。

暑假期间，我对于全国和长沙出版的各种新刊物无选择地、日以继夜地阅读，头脑中充满了各色各样的所谓新思想；暑假开学以后，对学生也照样要她们广泛地阅读新报刊，学校不允订购的刊物如《新青年》、《星期评论》，则由家里带去。学生在各种书刊的启发之下，对于现实尤其对于学校的书信检查、婚姻不自由(该校曾因中学四年生与其表兄通信被开除)、宗教仪式太多等等感到不满以至仇恨，福湘的当局(包括长老会差会的牧师和校长)当然不容许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而要以我为斗争的对象了。

1919年10月13日——18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在读者论坛中发表我用笔名写的一篇《我对教会的意见与希望》。在这篇文章中写了我在该校及其他教会学校看到的一些缺点和优点以后，提出五点希望，其中有希望办教会学校的外国人根本觉悟，把宗教和教育分开，为中国培养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要求舆论重视教会教育，改造教会学校，希望教会学校的学生自己觉悟，并参加各地学生联合会，共求进步。这种愿望本然是可笑的，但因我受过较多的美国式的教育（我在高师英语科，主任教员及科任教员均为美国人，在福湘一年多又看过比较多的美国书刊），在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同时，却对美帝国主义有好感，因而对于美国所办的学校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时事新报》寄到长沙以后，教会学校的外国教师和牧师都认为这篇文章是对教会学校放了一颗很大的炸弹。其理由：第一是把教会学校一些不可告人的内容和盘公开；第二是鼓动学生反对学校，鼓吹舆论干涉教会学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鼓吹废弃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既违反“国际条约”，也违背“信教自由”。因此决定辞退我，先是通过我的推荐者和我协商，要我“自动辞职”，如不成，则用法律对待。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勾结的统治下，自揣难与继续斗争，终于被迫“自动辞职”了。

这次斗争唤醒我对于帝国主义的幻梦，教育我认识知识分子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的头脑是不会从阶级本质上看问题的，没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是不会真正参加革命的。——我在当时看不清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是同一本质，曾在“健学会”作过教育学的报告，但不与“新民学会”接近和接受《湘江评论》的思想的指导就是因为此！

……帝国主义者已彻底被赶出中国大陆了！我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往事，青年们是永远不会遇着了。但帝国主义仍然在仇视我们，时时想乘机制造变乱，破坏我们的人民民主事业，我们应当提高警惕，发扬五四运动的斗争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科学文化，坚定工人阶级的立场，把全部力量投入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之中。

（责任编辑：宁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