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那一年，我正在西安私立成德中学读书。西安僻处西北，一向是比较闭塞的。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使西安的一般学生感到国亡无日，于是纷纷自动集合，要求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接着，各中等以上学校开了学生代表联席会议，我代表成德中学参加会议。这个会议决定：西安市各中等学校学生全体罢课；举行抗议示威游行；组织讲演团，向商人和市民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等等。西安学生就这样离开了书斋，走上了街头。5月下旬，学生们举着“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和“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旗子，举行了西安市空前未有的示威游行，并且在街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讲演的学生慷慨激昂，声泪俱下，讲到最痛切的地方，还有人撕下竹布大褂下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等字。西安学生这种高涨的爱国情绪，受到当地各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使这个死气沉沉的古城苏醒了。

在示威游行之后，为了使学生运动组织化、经常化，我们又在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的基础上，组成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我被选为会长，邹遵(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牺牲)被选为评议长。学生联合会还出了会刊，经常报道陕西各地和全国学运情形，提出陕西省学生的行动口号，对当时陕西学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此同时，由北京学生发起的爱国运动，日益扩大和深入。全国20几个省的学生以及海外留学生，都先后行动起来，举行示威游行，通电抗议，查禁日货。6月3日以后，运动又进入新阶段，首先是上海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其他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全国性的革命运动。为了表达陕西省学生的决心和意志，并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取得直接联系，陕西省学生联合会推选我和李伍亭为代表到北京请愿。我们俩便在6月初联袂北上。

当我们来到北京的时候，正是北京学生运动继续高涨之时。原来，北洋军阀政府自5月4日后，曾连发两道命令，声称“遇有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依法逮惩”；“其有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在6月4日和6月5日，逮捕了在街头讲演的学生1000余人。统治者妄想用高压的手段来扑灭革命的火焰，结果适得其反。统治者的种种倒行逆施，有如火上添油一般，使得斗争的火焰愈烧愈旺了。当时北京各校代表曾在北京大学红楼开会，并邀请各省市已经到京的学生代表参加，决定到总统府请愿，坚决和反动政府斗争。

大概是在6月5日以后，10日以前吧，确实的日期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时间大约在下午3点钟左右，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和一部分中学生，集中到新华门前，人数有一两万之多，把西长安街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当时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亲自出来接见学生。徐世昌避而不见。警察总监吴炳湘出来说：“总统不在，可以把请愿书留下；时间已经很晚，希望学生回校休息，政府自有答复。”但是，学生们不肯上当，坚决表示不见徐世昌，不得明确答复，誓死不回校。这样一直僵持到晚上10点多钟，人愈聚愈多，有些过往行人，也参加进请愿行列。特别是一些洋车工人，把一天拉车得来的血汗钱，买了烧饼、茶水送给学生。这种真诚的支持，使学生们受到极大的感动。徐世昌看到不见学生不行，才派了他的两位秘书出来传话说：学生可以推派10个代表，到里面受接见。

我被推为十个学生代表之一，由北大学生代表领头，一道进了新华门，到中南海。徐世昌接见的地方，大约就是现在的勤政殿。当时警卫森严，如临大敌。首先讲话的是北大学生代表，他代表请愿群众要求：(一)政府下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二)惩办卖国贼；(三)释放被捕学生。徐世昌对学生的这些正义的要求，采取敷衍的态度。他说话的大意是：你们年纪太轻，没有政治经验，容易受别人利用。我们国家多年积弱，不能操之过急。学生们爱国心切，陈述意见，情有可原，如果聚众滋事，那就不对了。希望你们安心读书，国家大事政府自有权衡云云。代表们对徐世昌的答复一致不满，相继发言和他辩驳。我激于一时气愤，说：“现在国家都快要亡了，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再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我们只好以死力争。”说罢就以头碰地，血流如注。但是徐世昌毫不动心，反而一扭身回里面去了。消息传到外面，激起请愿群众的更大愤怒，要冲进新华门和徐世昌当面讲理，并且和军警发生了冲突。

直到夜半1点钟，徐世昌又派了一位代表(据说是内务总长)匆匆出来，说刚才内阁阁员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同意学生的要求，即日打电报给出席巴黎和会的我国代表，命其拒绝签字。我们还怕这是徐世昌的缓兵之计，所以又要他代表徐世昌一方，我们10个人代表请愿学生一方，立了一个协议书，正式签字画押，请愿队伍才解散回校。

请愿回来以后，我进医院养伤，同伴们不断带来令人兴奋的消息：“被捕的同学已经释放了！”“卖国贼曹、陆、章已经被免职了！”我虽然躺在病床上，但也得到莫大的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