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使中国学生切身感受到团结的力量，感到建立一个全国学生联合组织的必要，而这个组织的地点最好在上海，因为上海交通便利，一举一动可以影响全国。于是，从6月起，学运重心便转移到上海去了。6月中旬，北京八校学生代表离京赴沪，开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我也接到陕西学生联合会的电报，派我代表陕西学生前去参加，我便出了医院离京南下了。

我到了上海以后，京、津、宁、杭各校代表已先后抵达。代表们借住在静安寺路南洋商业专门学校里，并以该校学生组织的戊午学会会址作为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会事务所。全国学联筹备会打电报给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各省省议会，农、商、工会，教育会，各报馆，表达了学生“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主张，提出“除恶务尽，再接再厉”的号召。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大东旅社开成立会，到会的有各省学生代表、留日学生代表和各界来宾200多人。教育界、商界、工界的代表都在会上讲了话。17日开会通过了全国学联章程；18日正式选举了全国学联领导机构。中国学生自己的组织，就这样诞生了。

在全国学联开会期间，孙中山先生正避居上海。自从辛亥革命以后，革命果实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所篡夺了。孙中山先生在1913年发动了赣宁之役，1916年发动了倒袁战争，1917年发动了护法战争，他一次又一次地奋斗着，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他从1917年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919年的中国五四运动中才看到了希望的闪光。当时学联曾经请他到会讲演⑴，从他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五四运动抱着深切的同情。他的讲话大意是：宋代有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之故。从五四运动以来，不一月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的影响，使顽劣的北京政府也不敢撄其锋。此一运动倘能继长增高，其收效一定更为伟大而且久远。他在1920年1月间“致海外国民党同志书”中，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当时听讲的学生，大多数同意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有少数人认为学生运动应该是“纯洁”的，不应牵连到政治旋涡中去；更有个别无政府主义分子乘机捣乱。据我记忆所及，就有温世琳、华林，在会上发言反对孙中山先生，说什么“过去你利用我们给你抬轿子，抬来抬去没有什么结果，国事愈闹愈糟，就是你们这般人搞坏的，无党派的学生，今后要干自己干，再不会上你们的当”。他的这种谬论，被大多数学生嘘下去了。

会后，经别人介绍，我到莫里哀路孙中山先生的私宅去拜见他，他很高兴地接见我，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他鼓励我回到陕西以后，要多在有志青年中宣传三民主义的道理，做救国的事业。他语重心长地说：“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般青年人的身上。”

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之后，已到七八月间，天气渐渐热了，我整装重返西安。回到西安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西安中等以上学校的同学，报告了到北京请愿和上海开会的经过，同时也宣传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主张，同学们听了都非常兴奋。

转眼暑假结束了，开学以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当时陕西在反动军阀的统治之下，军阀一天忙于争权夺利打内战，哪有心思办什么教育，因此各校教员长期欠薪，生活无着，只得实行罢教，表示抗议。

当时我所上的成德中学，是陕西督军陈树藩私人掏腰包办的，他为了装璜门面，所以教薪照发，照常开学。我们知道了别校同学不能开学，也决定采取一致行动，不愿单独上课，并且根据省学生联合会的决定，联合各校学生，一道到省长衙门向省长刘镇华请愿，要求补发欠薪，使学生早日上课。由于军警的阻拦，学生们在气愤之下，把大堂上的桌椅器物都打烂了。因为领头的是成德中学的学生，刘镇华和陈树藩一向有矛盾，便根据以往的经验，以为陈树藩有意支使学生给他难堪。刘镇华找陈树藩，问陈为什么利用学生跟他过不去。当然，我们罢课是为了反对军阀官僚的黑暗统治，与陈树藩毫不相干。陈树藩听到了这个消息，也认为是学生给他“眼睛里插棒槌”，给他难堪，便在当天下午带了几百名马弁，包围了成德中学。他把所有的学生集合起来，把他平素认为调皮捣蛋的20多个学生叫出来，要我们承认错误，保证以后永不再犯。20几个人都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分子，没有一个肯承认错误，气得他又吹胡子又瞪眼。他下命令要马弁用军棍打手掌。他一向认为我是其中最坏的捣乱分子，所以打得特别厉害。最后还把我和陈振荣、陈树屏两位同学扣押起来，关在禁闭室里。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一点动静，后来有人给我秘密传递消息，说刘镇华不断催逼陈树藩，要赶快处理闹事的学生，以收杀一儆百之效。我再留下去恐怕有生命危险，同时也因为当时在西安已经无法立足，便在同学们的帮助下逃了出来。我逃到当时以于右任为领导的靖国军总部所在地——三原，去谋求新的活动了。

（责任编辑：宁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