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则把孟子推已及人的孝悌观念作了更深层次的引申。他提出了“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茕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于时保之，子之翼也。” [8]（P180）

二程对“仁”与“孝”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他们指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言为仁之本，非仁之本。”[9]（卷十一）“为仁之本”与“仁之本”是有区别，仁是本，孝是用，不能混为一谈。又说：“人无孝悌不可，而不全力以赴尽孝尽悌也不可。”[9]（卷二十三）不仅要有孝悌观念，而且要有孝的行动。

清朝名儒魏源也对孝道有所阐发，他说：“君子之言孝也，敬而已矣；君子之言敬也，孝而已矣。一举足不敢忘父母，一出言不敢忘父母。”[10]（P14）把侍奉双亲的“孝”和“敬”紧密结合起来。这是魏源的新见解。

四、孝为政之本，统治者对孝道大力提倡

孝悌观念也是统治者为政的根本。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5]（P82）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从政时，孔子引用《尚书》里的话来解释自己用孝悌观念来影响社会政治，就是参政了。这一则对话就说明了儒学创史人孔子一开始就将宣扬孝悌观念的活动看成是政治行为。

《孝经·开宗明义章》云：“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就指出了“孝”是伦理道德和政治行为的结合体。而“孝道”对封建政治的重要性在《孝经·三才章》里则体现得更为具体。《孝经·三才章》写道：“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王见教之可以化民也。”治理国家以道德教化为基础，道德教化以孝行为根本，故孝道既行，天下自然垂拱而治。《孝经·孝治章》载：“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天下和平，灾害不生，祸乱不作。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只要推行孝悌，就会国泰民安，政治清明。有子也言：“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5]（P70）历代帝王深知提倡孝道孝行对于稳定其统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对儒家孝道孝行推崇有加。汉代统治者为表示推崇孝道，自惠帝始，给多数皇帝谥号前都加一“孝”字，如“孝惠帝”、“孝文帝”等等。《汉书·艺文志》载：“汉文帝时《论语》、《孝经》皆置博士。”《孝经》受到重视。同时将行孝与否作为选吏的依据，行孝者可以被举为“孝廉”，由朝廷任命为官。更有甚者，以皇帝九五之尊，撰集注解《孝经》的也屡见不鲜，如晋元帝、梁武帝、唐玄宗等都曾为之作注。

封建统治者重视“孝道”的宣传，主要是为了达到以孝劝忠的目的，其理论基础来自于《大学》里的“三纲八目”。

《大学》开篇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为三纲。就是一要修明天赋善德，二要治国安民，三要达到以上两项所应当达到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