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玄论战”中，尽管陈独秀、瞿秋白以不偏不倚的姿态出现，但事实上却充当了科学派的同路人。在科玄两派之间，他们显然更同情并接近科学派的立场和观点。在论战中，陈独秀坚决反对张君劢、梁启超的观点，同时也不同意范寿康的先天的形式说和任叔永的“人生观的科学是不可能的”说法。陈独秀对科学派和玄学派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在这次论战中也暴露出了对唯物史观作科学主义解释的倾向，如他把实用主义和唯物史观都说成是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理论，他对唯物史观的解释有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的倾向，他对科学之威权的强调，对科学万能论的护卫，等等。瞿秋白在“科玄论战”中基本上也是持科学主义的立场。通观瞿秋白的论述，他的科学主义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否定了历史中的偶然因素，走向了机械决定论；另一方面，就是他的因果解释模式的泛化。同科学派一样，瞿秋白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认为：“科学的因果律不但足以解释人生观，而且足以变更人生观”。这显然是把科学理性独断化了，从而与科学派宣称的“科学万能”没有原则区别。

“科玄论战”对中国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科玄论战”中，唯物史观派对形形色色的唯心论、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批判，宣传了唯物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为科学地解决人生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武器。人生观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其二，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论战中对科学与玄学关系问题的解答，也明显地表现出科学主义倾向。他们对科学主义思潮的支持、对唯物史观的科学化的理解、对形而上学的拒斥，构成了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无法剔除的解释学背景。科学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影响，主要积淀和浓缩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之中。这主要表现在有关价值论的问题长期处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视野之外，“实践”范畴始终未能溢出认识论、知识论的范围，对辩证法的唯科学主义理解，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长期存在以自然主义和发生学的态度纠缠在作为物质总体的自然界的“先在性”问题等等。正是这种哲学诠释的科学主义化，从而使得作为科学指导的理论长期落在实践的后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随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再认识的逐步深入，教科书体系所代表的科学主义解释传统受到了质疑和挑战，从而导致对马克思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重新发现和创造性解释，弥合了事实与价值、科学世界与价值世界两分的鸿沟，以便应对世界范围内的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对峙与互动，推进了唯物史观派文化哲学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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