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弥补实际工作经验的缺乏，张闻天于1941年11月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要求到农村去进行调查研究，得到批准。1942年1月26日清晨，张闻天带领从中央几个部门抽调的九名干部组成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离开延安，奔赴农村。张闻天等人用了一年两个月的时间，在陕北神府、绥德、米脂和晋西北的兴县，作了几十个村庄的农村调查，并在兴县黑峪口、绥德等城镇作了详细的公私营工商业调查。他们深入各阶层、农户、基层干部，以及地主、商人的家庭，查阅和核算了几十年的地租、高利贷和商业的原始账簿。他们还采用了开调查会、个别谈话、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式，了解了党的土地政策执行情况、公粮负担、基层政权、城市工商业等问题。他们写出了几十份有研究成果、有具体对策的调查研究报告，已经出版的有《神府县农村调查》《米脂县杨家沟调查》等。1943年3月，调查团返回延安后，张闻天向党中央提

交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的总结报告。他在《出发归来记》中，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对调查研究的思想作了系统的论述和发挥。他强调，调查研究“是一切工作的基本，是贯穿在全部工作过程中的基本工作，是全部工作中最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切工作者都需要做的工作。调查研究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决定一项工作成败的主要关键。一个共产党员只有在实际行动中能够把这个工作当做自己一切工作的基础，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唯物论者”。《出发归来记》是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人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宝贵财富之一。

林伯渠爱护和帮助犯了错误的干部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林伯渠一直强调：“干部决定一切，干部的思想决定一切。”他对犯了错误的于部，总是采取爱护和帮助的态度。1942年，边区政府秘书冯振寰因病去世。总务处科长廖德震在料理后事时，把死者的一支钢笔留下自己用了。后来，边区政府机关党总支开会时，与会者严厉地批评了廖的错误。有许多同志说这是品质问题，因而主张开除廖的党籍。林伯渠发言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现在边区这样困难，廖德震把死者的钢笔留下使用是可以的，但其错误在于没有给组织打招呼。我们要历史地看一个同志。在长征途中，廖德震作战非常勇敢，几次攻城，都是冲在最前面。如今对他的错误，应该批评帮助，但要全面地看这个同志。“批评帮助同志，就像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疗’，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勇于改正错误。”林伯渠的意见，得到大家的赞同，同时也使廖德震深受教育。廖德震当即作了深刻的检讨，并表示一定要吸取教训，搞好工作，将功补过。林伯渠对下属干部既尊重又信任。1942年9月，李维汉被中央派到边区政府担任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当时，康生的权力很大，手也伸得很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后，康生借口李在历史上犯有某些错误，规定不让李看机密文件，也不让参加有些重要会议。林伯渠得知此事后，生气地说：“他是边府秘书长，不看文件，不参加会议，怎么搞工作呢?”于是指示秘书处，凡送给他看的文件，一般都要送李维汉阅读。每当秘书送文件给他时，他都要询问：“罗秘书长(李维汉别名罗迈)看过没有?”凡是他主持召开会议，只要李维汉在场，他都要主动征求李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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