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的纂修，不仅对古代典籍进行了系统整理，对传统文化作了全面总结，而且还推动了清代各门专科学术的兴盛和发展。清代乾隆以后，以《四库全书》的纂修为标志，中国传统学术进入了一个全面整理和总结的阶段。许多学者毕其一生，从事于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辑佚的研究，使许多散失亡佚的古书得以发掘复出，残缺脱误的典籍得到爬梳整理，难以卒读的古籍也再经疏通证明。他们的工作，既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可以借鉴的成果，也为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遗产提供了便利。

 

1.校勘辑佚,成绩斐然。《四库全书》开馆后，由于纂修工作的需要，一大批汉学家进入馆内，从事辑佚校勘、整理编次历代典籍的工作。随着编纂工作的进行，清代统治阶级发现汉学也可以炫耀文治、点缀盛世，便采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的包容政策，大力提倡注编经书，肯定汉学“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的作用。于是，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就成了四库全书馆最早进行的一项工作。《四库全书》开馆前后的图书搜访，《永乐大典》未列其中。为了使搜集工作巨细不遗，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乾隆正式批准大学士刘统勋等人议定的辑校《永乐大典》章程，下令“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这样，《永乐大典》的辑佚，便成为《四库全书》编纂工作的一部分，首先开展起来。

 

《永乐大典》原扃贮于翰林院典籍库中，纂修官根据原书目录，对《大典》进行彻底清查。根据乾隆旨意，总裁拟定了办理章程，将清理出的九千八百余册《大典》分派到各纂修名下，规定每天应阅册数，以计日程功，考核督催。纂修官则各司其职,与《古今图书集成》互为校核，逐一检阅。凡有符合采集标准的书籍条目，即粘签标识，送交缮书处迅速缮写底本，然后对照原书，详细校正。再“将各书大旨及著作源流详悉考证，诠疏崖略，列写简端”，然后呈送总裁。总裁“复加勘定，分别应刊、应抄、应删三项，其应刊、应抄各本均于勘定后即赶缮正本进呈”，至于“应删者亦存其书名，节叙删汰之故，附各部总目后。”

 

在《大典》的辑校工作中，最艰巨繁重的任务是把各册辑出的零篇散帙编次成篇。由于《大典》编排体例漫无条理，同一书的内容往往散见于各韵某字之下，因而各册所辑内容大多不相连属。对此，纂修官在与原文详加校勘后，根据各条内容，反复考核辨证，并参照它书所引，多方拾遗补阙，然后排比编次，荟萃成书。

 

在众多学者长年辛勤工作下，数百种古书亡而复传，蔚为大观，充分体现了当时学者的辑佚成就和学术水平。

 

2.编纂古代最大官修书目，促进目录科学空前繁荣。《四库全书总目》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书目。它的编纂几乎与《四库全书》的编纂相始终，既保证了《四库全书》所收图书的质量，也保证了整部《四库全书》信息的完整性、均衡性和条贯性。在乾隆三十七年发布的征书谕令中，就要求“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在朱筠的著名的开馆校书奏折中，具体提出了编纂目录的设想，其后，四库馆总裁一致推举著名学者纪昀和陆锡熊担任总纂官，全面负责《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工作。征集、校阅、撰写提要、选择、编次等工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它继承了中国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总结了自汉刘向、班固以来历代目录著作的利弊得失，以比较完善的分类体系，提要、小序俱全的著录方式，详细介绍、评骘了《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各种书籍，系统考查总结了中国学术的源流演变，在中国目录学史上，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篇章。

 

⑴详晰的书目提要。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校书工作，创立了中国目录学史上书籍著录“条其篇目，撮其旨意”的方式。历代学者大多踵而继之，不少官纂、私著各种目录都十分注意介绍作者生平，撮述内容大旨，考订学术源流。这种有篇目、有提要或注解的著录方式，成为我国古代目录学的主流。《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者总结历代目录著作的经验教训，明确规定了提要的撰写体例，：“每书先列作者之爵里以论世知人，次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撰写提要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每篇提要的后面，都附有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酌存目”、“毋庸存目”等意见，总纂官据此再检阅原书，决定各书的录存与否。乾隆原来以为，如此纂办提要，“未免过于繁冗”，后来改变了态度，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四库全书处进呈总目，于经史子集内分晰应刻、应抄及应存书目三项，各条下俱经撰有提要，将一书原委撮举大凡，并详著书人世次爵里，可以一目了然。”各篇提要经考核审定后，总纂官们便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体例，排纂成篇。

 

⑵科学的分类体系。早在汉代刘向等人的校书编目工作中，根据书籍内容和学术性质，把当时全部图书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大类，随着学术的发展，又出现了四分法、五分法、七分法和《隋书经籍志》确立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总目》分析了《汉志》以后各种分类法的利弊得失，考查了前代目录著作图书归类经验教训，建立了比较科学和完善的分类体系。在推进中国古代目录学的分类理论和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