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据说有三家出版社分别要将文澜阁、文津阁、文渊阁本影印出版，不仅是浪费了现有的人力、物力，而且从刊出的报道来看，其中存在着许多市场炒作的因素，有的要做成线装本，配以全套书橱；有的则准备做出“特藏拍卖本”，有的“手工钤印清乾隆朝故宫文渊阁专用玺印‘文渊阁宝’和乾隆皇帝专用御玺'乾隆御赏”。请问，这是正常的出版活动吗？这是在做书还是在复制文物？在今天的出版物上有什么必要去盖上皇帝的“御玺”？

　　在出版日益走向市场的今天，我们不仅要注重出版物的经济效益，更要注重社会效益，或者说导向问题，那么这样的做法，在导向上是否正确呢？在此我套用电视访谈节目常用的口头禅—“有关部门是否能管一管”。

 

　　重印《四库》应慎重文/葛剑雄（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

 

有关《四库全书》本身的价值，几年来已发表过不少文章，不同的意见都已有充分的表达，不必赘述。现在三家出版社几乎同时推出《四库全书》的三个版本，加上原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经影印的文渊阁本（此前还有台湾版），除了归属权有争议的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存世的本子就出全了。究竟有没有必要，前景如何？

 

1998年，某出版社计划将《四库》制成光盘，我曾发表过反对意见。我并非反对古籍的数字化，也不是不知道数字化检索的优越性，而是针对《四库》的版本价值而言。我认为如果选择最好的版本，包括已经由专家学者整理注释的版本，才能为使用者提供高质量的经典文本，《四库》完全不具备这个功能。当然要这样做必定会增加成本，延长制作时间，还牵涉到版权，如由中华书局点校的《二十四史》等古籍不会让你无偿使用，其他出版社和个人也会如此。但《四库》版本差，至多只供查阅，不作校勘不能直接引用是学术界的共识，也是我们作为导师对研究生的忠告。有一次我看一位同人的稿子，发现所引《大金国志》出自《四库》，正好书架上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新版，对照之下，真吓了一跳，一段原文竟被《四库》删了一大半，有的关键字居然还被擅改。所以，如果谁的论文中引书都用《四库》（不存在于《四库》之外的珍本除外），这篇论文的质量和结论肯定会受到同行的怀疑。

 

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古籍社准备影印《四库》时，当时的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不赞成。他认为既然台湾已经出版了，只要买一批就行了，不必再印。但他显然低估了大陆的需要量，因为古籍青黄不接，"文革"前出过了的早已绝版，新整理的又来不及完成，不少恢复的大学文科和研究机构有了钱也买不到书，或者无法在短期内配齐必备的古籍书，一套《四库》正好解决问题。而研究人员和教师苦于找不到书，有《四库》查聊胜于无，至少解了燃眉之急。

 

由于《四库》的三个不同版本都是手抄的，如此大的部头也不可能精勘细校，相互间有差异是肯定的，但基本质量，特别是一些关键的删削篡改并无二致。所以对使用者来说，查哪个本子都一样。有必要将三个本子（或许四个本子）合在一起比较的，只限于专门研究《四库全书》的专家，在全国屈指可数。何况这几位专家也不会有时间和精力通校全书，至多随机抽取。所以如果为了研究《四库》本身是没有必要印的，完全可以查原书。

 

既然如此，重印是否成功，就看销量多少，是否有经济效益。

 

买主是谁呢？个人一般不会买，即使买得起，也得考虑实际需要和放在什么地方，符合这三方面条件的人几乎为零。除非想附庸风雅的暴发户，连有点文墨的企业家也不会用这套书当装饰品。研究人员如果想利用《四库》作检索，单位备一套光盘网络版就可以了，比直接查书不知方便多少，好多大学或研究机构都已有了。而且一旦中国古籍有了完整的数字版，或者能够在网上检索，《四库》的检索价值就会逐渐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