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情况就不同了。这个时候，孙权不但有了“贼心”，也有了“贼胆”和“贼力”。鲁肃曾经做过的那个规划，又被人旧话从提，而且主张立即实施。这个人就是甘宁。

甘宁，字兴霸，巴郡临江人。《三国志?甘宁传》说他“少有气力，好游侠”，经常召集一帮“轻薄少年”，自己当领袖，呼朋引类，招摇过市。碰到什么人，对方态度好就交朋友，态度不好就抢东西。《吴书》说他“轻侠杀人，藏舍亡命，闻于郡中”，还说他出门的时候“步则陈车骑，水则连轻舟，侍从披文绣，所如光道路”。住下来的时候，就用丝绸锦缎代替绳索系船，走的时候就割断丢弃（住止常以缯锦维舟，去或割弃），看来是个横行霸道又大手大脚的，或者说是一个喜欢漂亮喜欢玩酷的黑社会老大。

后来甘宁忽然改邪归正。他不再打家劫舍，反倒读起书来，而且“颇读诸子”。这时甘宁觉得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胡作非为，该干点正经事了，便去投靠刘表。但是刘表并不把他当回事（不见进用），便又去投靠黄祖。黄祖也不把他当回事（凡人畜之），便又投靠孙权。甘宁投奔孙权是在什么时候，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说“今无年月可据”，我们当然就更加搞不清楚。但我们知道，他见到孙权，是周瑜和吕蒙的共同推荐；而孙权对他，则是礼遇有加，而且“同于旧臣”。

于是甘宁便在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春献策于孙权。据《三国志?甘宁传》，甘宁对孙权说，现在，大汉王朝的国运是一天一天的衰落了（汉祚日微），曹操也一天比一天猖狂了（曹操弥骄），他是终究要成为国贼的（终为篡盗）。荆州这个地方，“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这是我们东吴西面的屏障啊（诚是国之西势也）！我是在刘表手下干过的。据我观察，刘表这个人，自己既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虑既不远），接班人也很差（儿子又劣），根本就守不住那地方（非能承基传业者也）。将军一定要先下手为强，不能落在曹操后面（至尊当早规之，不可后操）。具体步骤，是先消灭黄祖。黄祖一灭，就打开了一个口子，也就能趁胜西进。那时，我们的天地就广阔了，就连占领巴郡、蜀郡，囊括益州，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一破祖军，鼓行而西，西据楚关，大势弥广，即可渐规巴蜀）。甘宁这番话，思路和鲁肃相同，但更具备可操作性，不妨看作“鲁肃版”《隆中对》的实施方案。

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四个版本的《隆中对》。第一个是“袁绍版”的，即沮授所谓“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第二个是“曹操版”的，即毛玠所谓“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以畜军资”。说这两个是《隆中对》，只不过因为它们都是实现“霸王之业”的战略规划。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广义地也称之为“隆中对”，其实和诸葛亮的《隆中对》有很大区别。真正可以并称为《隆中对》的，还是鲁肃的规划。

鲁肃的这个规划，和诸葛亮替刘备所做的规划，真可谓英雄所见略同，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两个方案，都认为曹操是最强大的敌人（此诚不可与争锋），也最不好对付（不可卒除）。同时，鲁肃和诸葛亮也都很清楚己方的力量还很弱小，统一大业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都主张先三分后一统。这是两个方案最重要的共同之处，事实上孙权集团和刘备集团也基本上是按照他们两人的规划来实施的。后来，在这两个集团中，鲁肃和诸葛亮的关系最好，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观点相同，主张一致，惺惺相惜。

这两个方案也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鲁肃的三分，是孙权、刘表、曹操；诸葛亮的三分，是刘备、孙权、曹操。这并不奇怪。诸葛亮是替刘备做规划，而且要为他谋取荆州，当然不会把刘表算一份；而鲁肃替孙权规划时，刘备还在寄人篱下，自然也不会想到和他来三分天下。但到刘表死后，鲁肃就立即调整了战略，变成联合刘备对抗曹操了。

第二，诸葛亮设定的目标，是“汉室可兴”，而鲁肃则直言“汉室不可复兴”。这也是立场不同所致。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刘秀或者刘协的那个“汉”，是再也扶不起来了。但是，鲁肃作为孙权的人，可以公开把话挑明，而且撺掇孙权“建号帝王以图天下”。诸葛亮就不行，只能高举“复兴汉室”的旗帜，等将来有条件的时候再说。不过，这和荀彧给曹操戴的高帽子一样，也成为诸葛亮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第三，鲁肃的实施方案，是先夺取荆州，占有益州，由三分而两立，也就是把“三国”变成“南北朝”；诸葛亮的实施方案，是联合孙权，占领荆、益，等到曹操和孙权两败俱伤时再东进北上，也就是把“三国”变成“东西汉”。鲁肃的“三分”是现在时，诸葛亮的“三分”是将来时。但都要打荆州的主意，则是一样的。甘宁的建议，就是要迈出的第一步。

然而孙权的首席谋臣张昭却表示反对。张昭说，我们的情况并不乐观（吴下业业），只能小心谨慎，兢兢业业。大军一旦出发，灾难恐怕就会来了（若军果行，恐必致乱）。甘宁也马上就顶了回去，说国家把阁下当作萧何，怎么能这样畏首畏尾？

（编辑：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