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把这类有关孔子及其弟子言行记录的书都称《论语》。《汉书·艺文志》中著录《论语》流行本和《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记》（孔子朝见鲁哀公）《孔子徒人图法》（孔子弟子图像）之后说“凡《论语》十二家”云云。可见凡与孔子及弟子言行生平有关，对于孔子有纪念意义的当时都称为《论语》。

我们现在所读的《论语》不是孔子弟子编纂的原始本，孔子弟子众多，“纪念册”不一定就是一种。后来经过多次筛选和编纂，其中留下孔子再传弟子的痕迹。另外，这种形式的“纪念册”不止《论语》一种，“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一些“语丛”也近似《论语》。

认识到《论语》是众弟子、再传弟子为怀念师尊而编纂的，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其中一些浅白的话（如《乡党》篇中关于饮食和君子行为的话）、自相矛盾的话（如既说《诗三百》的特点是“思无邪”，又说“郑声淫”“放郑声”之类）、不太高明的话（如“勿友不如己者”）也都会记载、流传下来的缘故。弟子各出自己记录下的言行，更多是要从中温习老师和自己相处日子的温馨，并非要造神、造圣，把孔子搞得一贯正确。又由于记载工具的限制不可能动辄千百言，可以把话语的环境背景说得一清二楚，只是把老师所言记下来，弟子们就能想象当时的情景，就可以回到当时的氛围。对于后世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清楚背景，读《论语》则不免如盲人摸象一样地胡猜。我们读《论语》更多的是要体验，注释者责任在于尽量详尽提供当时的背景资料，而不是依靠荒诞的想象，以补经文的不足。

2、从装帧形式上看：《论语》是袖珍本

汉代书籍大多是写在木简和竹简上，高级一点的写在绢帛上。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中引汉代经师郑玄《论语序》云：

《春秋》二尺四寸，《孝经》一尺二寸，《论语》八寸。此则专之简策，当复短于《论语》，所谓六寸者也。

这里所说是指汉代儒家经典的“开本”情况。《春秋》属于“经”，简长二尺四寸（汉尺，合48公分），《孝经》为汉人所著。

文中所说的“专”即“传”，这是解经文字，用六寸的简来书写。而《论语》则用八寸的简书写。凡是官家所发布的典籍都写在二尺四寸的竹简上，“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就连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简策，其规格也是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即使是书写在绢帛上也分为48公分和24公分两种，用整幅或半幅的帛，横放直写。可见，当时书籍虽非印刷出版，但即使抄写也要遵从社会上共同遵守的格式。

与社会流行的长达二尺四寸的大书比较起来，《论语》只是个“袖珍本”。当时这类记录孔子言行的小书当有多种流行，上面提到的“语丛”也用近汉尺八寸的短简书写，包括不少孔子或其传人的语录。它们与《论语》不仅在形式上相同，语句上也有相近之处。

为什么这里强调《论语》是袖珍本？作为官方发表的文书和“经”长达48公分，与现代书桌宽度差不多。南北朝以前没有桌子，看书或放在案子上，或拿在手上，长达半米的书只能放在案子上正襟危坐（当时的“坐”接近现代的跪）地看。而“袖珍本”则不同了，河北定州出土的《论语》仅16.2公分，比现在的小32开的书还短一些，拿在手中或坐或卧、甚至箕踞（伸直两腿成八字坐着）都可以看。虽然其庄重性大大降低了，但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它更“人性化”了，接近消遣一类的读物了。

3、从作用上看：《论语》是小学教科书

楚简研究者认为“语丛”是语录的形式教科书，是“东宫之师”（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楚宫太子的老师）对学生讲课的话题集，言简意赅，都是三言两语述说一个问题。

汉代《论语》确实也是小学的德育课本和学习经学的入门书。崔寔在《四民月令》讲十一月“砚水冻，命幼童读《孝经》《论语》篇章，入小学”。农闲时小学生上冬学，《孝经》和《论语》是小学生的入门书。从《论语》的内容也可见这个判断是不错的。顾颉刚先生说：“我们读《论语》便可知道，他的修养的意味极重，政治的意味很少。”因为涉及政治就不免有阴谋阳谋、攻占杀伐，不利于儿童健康心理的形成和发展。《论语》中不仅充满怀念的温馨，就是在传播儒家思想观念时也多挟有感情色彩，正适合儿童阅读学习。不仅汉代用它做儿童教科书，古代社会一直如此。唐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就说“男子六岁，教之放名（辨别东西）；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

宋代朱熹把《论语》定为“四书”之一，此后儿童入学先是三本小书“三、百、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然后是《神童诗》《幼学琼林》《龙文鞭影》《千家诗》一类通俗读物。如果上学正规，儿童聪明，这些不用两年就能读完，跟着就读“四书”，从《大学》《中庸》开始，接着就是《论语》。这时学童一般还没有到十岁，《论语》对他们还是很艰深的。那时学童就有：“上论下论难死人”（《论语》分上下卷）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