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清楚，《岳阳楼记》不仅是写给天下人看的，更是写给宋仁宗看的。我们完全可以想见，饱经沧桑、心底凄凉的他，没准已是老泪纵横了！一个落难的“问题官员”，下笔之前，不能不在这“一宗”的问题上慎之又慎，费些踌躇：滕子京不远千里派人送来画图，希望他“记”些什么呢？他又能“记”些什么呢？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范仲淹自己希望通过“作文”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或者说他打算给世人，尤其给赵祯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们也许需要从头说起。
滕子京是他的“同年”，他的官场好友，可滕子京毕竟是个有过经济前科的人。正因为如此，才“谪守”的。重修工程是否负案，范仲淹显然心中无底，万一滕大人旧病复发，又闹出一个“挪用公款案”的问题呢？事实上，时人已有非议了，说他故伎重演，利用重修之机搜刮民间，“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这种情况下，冒冒失失去“记”一个明显是政绩工程的楼宇，那该是何等幼稚啊！他不是三岁的毛孩子，不可能感情用事，更不会轻易被人利用。友情是该讲，义气也该重，但一码归一码，他不能拿政治生命去冒险。因此，滕子京的“画外音”肯定是不能沾的，岳阳楼即使“重修”得再高大再雄伟再完美，他也别无选择，恕不着墨了。
这就是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一宗”，头一条便是规避政治风险。
其次，仅有规避政治风险显然远远不够，容易给人造成一个敬而远之的消极印象。他必须“上台阶”，抓住这机会，竭力向朝廷表明忠心。这才是最重要的，是他煞费苦心的核心与要害。当然，作为才高八斗的文学巨匠，如何归置，如何附丽，技巧上难不倒他。可以说，范仲淹甚至比谁都清楚，摒弃对楼姿楼貌的正面描绘，另辟蹊径，选取以楼说事的角度，写景抒情，借题发挥，比单纯“记”楼不知要事半功倍多少。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楼记”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他这种一忧再忧的心声，朴实而深沉，似乎还夹带着些许苍老与悲凉，嗅不出唱高调的气味，也看不见作秀的成分，没有一丁点的阿谀之嫌，使人感觉完全是发自肺腑，如行云流水般娓娓道来，不曾露出刻意所为的任何痕迹。而且，字里行间看似感叹唏嘘，实则是不动声色，思想和艺术二者高度统一，完美结合。千百年来洞穿时空，不知倾倒过多少仁人志士！如此，非但辞章出新出彩，展示了非凡才华，更是极其巧妙地表达了忠于朝廷的心曲，即使重修工程出了天案，也牵涉不到他头上。这是不是一石而三鸟？此其“一宗”之二也。
第三，范仲淹也要就此好好规劝一下滕子京。此乃“一宗”之三。
滕子京此前在泾州的经济问题被监察御史揭露出来后，宋仁宗派人前往查勘，滕子京却以销毁支付凭证的手段加以抵制；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他又“痛饮一场，凭栏大恸十数声。”很显然，滕子京既没有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更没有达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样的一种境界。这让作为老朋友的范仲淹很没有面子，不免失望和痛心。
“微斯人，吾谁与归？”不需要复杂的铺陈，更不需要喋喋不休的说教，干净利落。如果加以解读，那就是除了表明他矢志不渝、忠于朝廷的政治立场，起到世人所称道的“政治宣言书”作用外，同时也在用自己交友的原则和做人的信条，委婉地对滕子京进行批评，当然也包含有给滕子京打气，要他夹起尾巴做官、为人的意思在内。
说到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句，有人说《岳阳楼记》是为滕子京歌功颂德的，这就费解了，试问，开篇用一个“谪守”，就毫不留情面地将滕子京那点见不得人的老底抖落出来了，这叫歌的什么功，颂的什么德？天下有用翻老底、提丑闻来歌功颂德的吗？至于“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就跟时下之“盛世”不绝于耳一样，明摆着是场面上的恭维话。
凡此种种，当人们读罢《岳阳楼记》，掩卷而思的时候，除了赞叹作者的忧乐境界外，难道就没有窥见一副忠臣、才子、廉吏、诤友的自画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