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的散文随笔写茶不在少数，连书斋都取名“苦茶庵”。

　　周作人从小喝家乡绍兴的“平水珠茶”，喝茶“以绿茶为正宗”，“不喜欢北京人所喝的香片”。他还喝过龙井、六安茶、太平猴魁，“都觉得好”，广西的横山细茶、桂平西山茶和白毛茶“味道温厚”，但碧螺春在北京“要碰运气可以在市上买到”。

　　周作人向往“清茶闲话”，却并不易得。茶道在他的是“忙里偷闲，苦中作乐”，“在不完全的现世享乐一点美与和谐，在刹那间体会永久”，是“偶然的片刻优游”。而在这之后，依然是忙是苦，是名是利，是“不完全的现世”。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潮头退下后，周作人不再是“斗士”。我倒是觉得这本不必强求。用他的话来说，“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历史上，类似“竹林七贤”归隐山林，或纵酒品茗，或吟诗作画，本无可厚非。只是周作人并不甘心。“七七”事变后，北平成为沦陷区，众多文化名流以各种方式催其南迁，他却不愿离开八道湾，不久出任日伪教育总署的督办，做了汉奸。胡适曾以“茶”为隐语，劝他“放下茶钟”，离开北平南下，他也置若罔闻。写了那么多“风雅”文字的知堂老人这时附逆仰息，全无风雅可言。

　　风雅与风骨相连，不媚权贵才是大风雅。同在铁蹄蹂躏的年代，蓄须明志不演戏的梅兰芳、可以不作画的齐白石，还有江西修水的陈三立，都为文人的风雅作了诠释。

　　“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八道湾的书房，原名苦雨斋，后改为苦茶庵，不离苦的味道……真不明白苦茶庵的老和尚怎么会掉进了泥淖一辈子洗不清！” 这是梁实秋的话。1967年5月16日，周作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是非荣辱后，死于八道湾这座破败的院落，身边无一人，不免凄凉。

　　梁实秋是在苦茶庵喝过周作人茶的，“照例有一碗清茶献客，茶盘是日本式的，带盖的小小茶盅，小小的茶壶有一只藤子编的提梁，小巧而淡雅。永远是清茶，淡淡的青绿色，七分满”。他都不明白这个“老和尚”，我们又能明白多少？

　　明白也好，不明白也罢，喜欢喝茶崇尚风雅的文人倒是应从苦茶庵的风雨中悟出些内容来。

（责任编辑：妙云仁波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