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脱离庙堂巫师而成为文人手中“弦歌”的工具，大约是从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晚期至东周初期开始的。“士无故不撤琴瑟”逐渐成为文人的时尚。

琴与文人共呼吸，同命运；同生存，共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现象几乎贯穿了中国上下几千年的文明史。所以琴与其它乐器不同，它不仅是造琴工匠制作的一般的乐器，而更是文人直接参予制作的、蕴含了中华文化精髓的艺术珍品。

早在先秦两汉时期，琴是文人手中赋诗弦歌的重要工具。据说孔子杏坛上鼓琴弦歌，弟子在坛下跟着习读。琴成了文人抒情写意、修身养性与接受教育的必备工具。凡是有成就的诗人、文学家，如西汉的司马相如，东汉的桓谭、刘向、马融、蔡邕、蔡琰等等，几乎无一不是弹琴的高手。这种情况在三国魏晋至南北朝之世又有新的发展。以嵇康、阮籍为首的“竹林七贤”更是琴的爱好者与热心提倡者。在竹林山泉之间，七贤聚会，有的饮酒高歌；有的拨阮喝药；有的弹琴低吟。南京西善桥南朝大墓砖刻《竹林七贤图》即是此景的生动写照。

文人爱琴解音，风气之盛，自此而至整个南北朝时期始终未衰。所以无怪乎北宋琴史学家朱长文要说：“晋宋（刘宋）之间，缙绅犹多解音律，盖承汉魏嵇（嵇康）蔡（蔡邕）之余，风流未远。”可见其影响之久远。

魏晋六朝是琴在艺术上日渐成熟的时代。嵇康“郑声实美好”和《琴赋》关于音乐美的论述，反映了时代的变异给琴带来的深刻影响。这种情况到隋唐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琴在那些素养较高的文人中间，仍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伴侣。他们听琴赋诗，挥毫写字，以琴会友。李白《听蜀僧睿弹琴》、韩愈《听颍师弹琴》等，即其最好写照。白居易甚至在他写的《听弹幽兰》诗中还提出了“欲得身心归静好，自弹不及听人弹”的主张。

我们知道，唐代是中国历史上融汇吸收外来文化最开放的朝代。风靡整个社会的是经由丝路传来的“铿锵铛沓”的胡部新声，唐玄宗热衷的更是“头如青山点，手如白云飞”的羯鼓与《霓裳羽衣》之类融汇中外音乐风格的新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