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晚期我国已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随着国内各民族交往的增加，绘画也起到了各民族交往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边远地区，少数民族语言不通，绘画常被用作传递信息和交往的工具。汉末三国时期，绘画更为广泛，知名画家，除曹不兴之外，几乎都不是专职。他们的画名，主要是附属于他们的政绩、武功或身份、地位而流传后世。这些绘画活动，审美意义虽不大，但也记载着当时的绘画广泛性。也有很多与绘画有关的故事流传，如“落墨成蝇”的故事，说的是三国时期吴国最有名的一个画家名叫曹不兴。他的线描画的很好，据记载他是最早的以佛像画知名的画家，他能在长数十尺的绢上绘佛像，心敏手捷、须臾即成，而且头胸四肢比例准确。其写实功力和技巧的熟练可以想见。相传曹不兴曾为吴国孙权画屏风。这期间他的功力已经相当雄厚，无论是线描、写意，或者是兼工代写都是运用自如，有一次不小心在画面上污一墨点，这个墨点正好落到了画面的最工细的部位，又无法洗掉，于是他灵机一动，就其形状添改为蝇，孙权以为是真蝇落在屏风上，急忙用手去掸。从此“误落墨而成蝇”，便成为画史趣谈。因此他是当时最享有盛誉的一位画家，他的擅画被当时列为吴国“八绝”之一。

魏晋时期确立了士族制度特权，士族的思想和优裕的生活环境影响了文学艺术，出现了一大批士族优秀的文学家、艺术家。美术在汉代传统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佛教、儒学、玄学对文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此时儒学的影响已减弱了。

此时的绘画形式以长卷式为主，形成了传统。这不仅表现在如《女史箴图》《洛神赋图》等传世作品中，而且孝子棺石刻画，《竹林七贤图》也采用了这类形式。

这类绘画的构图技巧有了提高，绘画风格也呈现多样化，表现人物面貌、精神气质上有着“张（僧繇）得其骨、陆（探微）得其内、顾（恺之）得其神”的区别；而在表现技法上则更为突出，有顾恺之、陆探微笔迹周密的密体，也有张僧繇“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的疏体；有用线如“春蚕吐丝”的传统表现方法，也有其体稠叠，衣服紧窄的“曹衣出水”；在形象创作上，陆探微创作的“秀骨清象”概括了同时代社会名流的类型，无疑是十分成功的。

魏晋南北朝继承和发扬了汉代艺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尤其是专业画家的出现，促进了创作队伍的形成，这样画家之间往往还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在师承的基础上，也了解一些外域画家的特色，同时也特别注意民间之长。这样看来美术的发展是依靠民间活动和专业创作相互促进而形成的，有别于汉代。这时期的美术作品作为艺术创作而独立了，它一方面发挥教育作用，一方面又成了使人可以得到美感享受的艺术品而成长起来。在题材多样化过程中已经显出表现当代生活的兴趣，在这种倾向里尤其是肖像画得到重视。另外，来自中亚一带的域外画家，他们注重解剖和光影效果的画法，对于工笔画晕染技艺的兴起，有深刻的影响。

由于帝王贵族对绘画的喜好，对于欣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势必要求画家们改变两汉以来的粗犷古拙的风格，要求创作风格与绘画精神相一致，这种改变便使士大夫画家应运而生。另外，这个时期的画家的师承关系不是单纯的继承而是在继承中有发展，据记载曹不兴在50尺的大幅上能一挥而就。到了卫协就改变了这种粗犷和简略的作风，开始创造精工细密的表现手法。顾恺之说他的《北风诗》一画：“巧密而精思”，这正是由民间豪迈的风格开始走向士大夫画家的精思巧密的风格。

前面提到，佛教、儒学、玄学对文学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表现在佛寺的修建。这里还有一段小故事，载入张颜远《历代名画记》卷七。故事说的是“武帝（梁武帝）非常爱修饰佛教寺院，这些寺院大多数都是由张僧繇来画壁画；有一次金陵的安乐寺有一块墙壁需要画一幅画，武帝又请张僧繇去完成这一任务。于是张僧繇就在这寺壁上画了四条活灵活现的巨龙，可是他画完之后就是不肯点画龙的眼睛，有很多人问张僧繇不点龙眼的原由，张僧繇的答复是：怕画完眼睛龙就离墙飞去，“人以为妄诞，固请点之”。这样张僧繇就其中两只点上了眼睛，“须臾雷电破壁，两龙乘云腾去上天，两龙未点者见在”，“画龙点睛”的成语即由此而来。

隋统一之后，四方画家云集京师，他们是继南朝之后在绘画发展上一批承上启下的画家，如郑法士、董伯仁、杨契丹、展子虔等。这些创作者擅长宗教壁画，如展子虔便长期漫游在外，除长安、洛阳之外，先后到过江都、浙江、川蜀等地，给一些寺庙画壁画。这些画家也从事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大多是描绘上层社会生活，表现出比南北朝更为关注现实生活的倾向。在艺术上则受东晋南朝影响为多，张彦远称：“田僧亮、杨子华、杨契丹、郑法士、董伯仁、展子虔、孙尚子、阎立德、阎立本并祖述顾、陆、僧繇。”他们的创作初步表现出各人专长。如：“杨契丹则朝廷簪组为胜；郑法士则游宴豪华为胜；董伯仁则台阁为胜；展子虔则车马为胜。孙尚子则美人魑魅为胜。”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优越的创作条件。改变了以往那种“生长江南不见北朝人物，习熟塞北不说江南山川，游处江东不知京洛之盛”的状况。画家们一起交流经验，又暗取对方长处，彼此影响，相互竞争，促进了他们的技艺的提高。

隋统一之后，一些南朝和北朝的画家仍在继续创作，如展子虔“历北齐、周、隋”，从“初董与展同召入隋室，一自河北，一自江南。初则见轻，后乃颇采其意”的记载来看，展子虔在北朝时已颇具盛名，他画过的《北齐后辛晋阳图》，应该是北齐时的重要创作。郑法士“在周为大都督左员外侍郎建中将军，封长社县子。入隋授中散大夫”。他画的《北齐畋游像》《杨素贺若弼像》，可能也是北朝末期完成的作品。因而在注重六朝画风对隋唐画家直接影响的同时，也不应忽视北朝艺术的作用。确切地说，著名的展子虔、郑法士等人事实上是北朝末期至隋代的画家，他们的创作生涯说明了隋代美术的过渡性。由于南方画家延续了几个朝代的不断努力，终于使隋代出现了绘画创作又一次向鼎盛时期发展的趋势。

唐代是中国绘画走向成熟的时期，尤其是人物画获得了重大的发展。

此时经过贞观之治，社会秩序大定，经济恢复，政治步入了偃武修文的阶段。这种新的社会基础，自然同美术繁荣发展的新面貌联系起来。因此这个时期的绘画和其他文学艺术一样以宣扬教化辅佐政治为主。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去经历尝试丰富的生活，同样在这个欣欣向上的时代里不能不感召画家以乐观的精神，以建功立业理想的内容为前提，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这就使一些宫廷画家在艺术创作上享有许多有利条件。阎立德、阎立本兄弟分别是“将作大臣”和“工部尚书”，其中立本的官职相当于宰相的品级。同时还有受于阗国王的推荐而在唐朝为官的新疆画家尉迟乙僧，继其父尉迟跋质那之后到中原做官。他们是分别代表内地汉族和西部少放民族两种绘画风格的重要画家。因此他们的艺术情绪就自然而然产生了蓬勃向上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