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不同社会阶层的音乐观念和审美情趣便有了高下雅俗之分。虽然士人在音乐审美观念上各不相同，但都在推崇“雅”的观念上趋于一致。儒家所推崇的“雅乐”，要求合乎礼的规范，是那种使“君子听之，以平其心，以平德和”（《左传》）的宫廷祭典音乐。这种用于典礼音乐的演奏，节奏缓和，声调平淡，造成庄严、肃穆、平静、和谐、安详的气氛，给人以中庸平和的音乐美感，能使人从中得到伦理道德的感化。相对“雅乐”而言，儒家则对代表民间俗乐的“郑卫之音”大加批驳与贬抵。在儒家的观念中，春秋时郑国和卫国的音乐放荡悦耳，这种靡靡之音能消磨人们的意志，使人贪图享乐，颓废堕落，所以后世以“郑卫之音”代表放荡激越的音乐。因此，音乐中的哀乐、邪正、刚柔、喜怒，均发自人心，听其音声，就可知国之理乱、家之废兴、道之盛衰、俗之成败，其间体现演奏者雅俗志趣的音乐自然也清晰可辨。

    对于儒家所推崇的“雅乐”，道家却以表现人的自然情性为美的音乐审美观。这种音乐审美观尊崇自然、无为、朴素、恬淡的特点，即在体现人纯朴的本性音乐中，助益于人“纯粹而不杂，静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 ( 《庄子•刻意》)的养生之道，亦即是老子所讲的“致虚极，守静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家才奉“大音希声”、“至乐无乐”的无声音乐为音乐美的极致。至此，道家在儒家所赋予的政治功利和社会伦理意义的“雅俗”音乐观之外，客观上又提出了一种纯粹以音乐审美情趣和品位来划分，由典雅精致、虚静简淡为特征的又一重“雅”乐的审美观念。这种“虚静简淡”的意趣的萌生，对后来的文人音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正如“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儒、道互补思想的具体显现，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思维定势和人格模式一样，“正中平和”和“静淡远虚”分别代表着儒、道两家的音乐观，共同构成了文人音乐的审美基础。这种代表著文人音乐审美精神与美学取向，又在的古琴艺术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琴”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古乐器之一，至今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琴”在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中，不仅创造并完善了独特的琴器、琴曲、琴谱等，更因其深沉高雅的音色品质与丰富的艺术表现力，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及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古人对琴的评价极高，西汉时期便被文人们公认为“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魏晋名士嵇康在其《琴赋》中称“众器之中，琴德最优”；唐人顾况甚至说“众乐，琴之臣妾也。”另外，随着“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的修身养性功能被文人日益强调，“左琴右书”、“士大夫无故不撤琴瑟”等古琴音乐观念在凝固，琴在古代文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不可替代。琴成为历代文人们具备音乐修养及实践技能必修的一种乐器，同时也是历代文人们思想学识与人格情操的最佳体现方式。毫无疑问，琴是古人心目中的中国古代乐器之王。

    古琴的神奇魅力，首先来自于琴器所特有的音色品质，而这些特有的音色效果又与琴的材质、形制、结构、髹漆等斫制工艺有着直接的关系。琴体的构成，主要是由一整块木材腹腔开剜后制作的面板与底板胶合，内部形成一个狭长的“共鸣箱”，然后再周身髹以厚厚的大漆而成。弹拨类的弦鸣乐器，是以弹拨极具张力的弦为振动源，再与由面板和底板结合构成的共鸣体产生共振而发音的。琴的弦位较长，音量不大但余韵悠长，面、底板浑厚且共鸣箱体积较小，特别是通体表层髹有厚厚的漆胎，这样特殊的斫制与构造方式，使共鸣体振动不充分且有传播阻碍，造成琴在发音上具有轻微淡雅、深沉悠远，圆润古厚的音色特点。而这些发音特点，恰与历代文人在音乐上追求的“中正平和”、“温良敦厚”及“虚静简淡”的审美情趣相合。可以说，古琴特殊的斫制方式决定了演奏者崇“和”尚“雅”的审美趣尚，而历代文人对古琴的推崇与偏爱，又促进了古琴形制的不断发展和音乐表现力的逐步完善，其特有的音色品质与后来日益丰富的其他乐器品种及民间俗乐越来越不相容，琴逐渐成为了文人雅士们抒发高雅情怀所专用的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