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唐王朝被称作老子李耳的后代，道教被定为国教，并以此作为唐高宗、太宗的既定国策。此时的学术思潮以扶持道教为重点，同时尊崇儒学，道、儒配合联同反佛。许多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天性向道以及“寒窗苦读”的儒生之路不足以实现青云直上的人生超越，便采取“终南捷径”的方式，隐居从道。此时上至卿相重臣如贺知章，下至绝代诗人李太白皆是如此…… 不难看出道学壮大的声势。道教之影响在绘画上，出现“道释人物”一科；音乐上《玄真道曲》、《大罗天曲》大盛；文学上诗人与道士往来唱和，著名道教理论家司马承祯、李白、孟浩然、王维、贺知章等有“仙宗十友”之称。书法上亦然，唐玄宗可称唐代最杰出的隶书家，亲自注疏道教经典，并制作《霓裳羽衣曲》、《紫微八卦舞》等道教乐舞。《旧唐书·玄宗本纪》谓其曰“善八分书”，其《鹡鸰颂》被后人称为翰墨菁华。司马承祯颇善篆隶，自成一体，誉称“金剪刀书”，玄宗命其以三体书写《老子》。吴筠也善书，有《唐杭州天柱山天柱宫碑》，故《佩文斋书画谱·书家传》有其小传。

 

此时最具创造性书法大家是张旭与李邕。张旭素来癫狂，走笔呼号，李颀《贻张旭》谓之曰“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卷”，张旭并行道教炼丹术。李邕书作《叶有道碑》、《逸人窦居士神道碑》、《唐东京福唐观邓天师碣》、《大唐赠歙州刺史叶公神道碑》，叶有道、叶公（慧明）、邓天师（思瓘）、窦居士与李邕往来可见甚密，并由生活之外以书修道。贺知章“善草隶”，“晚年乃请为道士，还乡里。诏许之以宅为千秋观而居”，出家为道。李白亦“善楷隶行草”，《上阳台》墨迹堪称佳品。然李白号称“谪仙”，“晚好黄老”，尝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此时另一位著名书法家怀素，虽身为佛门弟子，作《圣母贴》，其内容却是尊崇道教，并以书艺畅怀。蔡希综称其“是为天纵”；此时书论家窦皋《述书赋》有“毫翰云为，任兴所适”、“轻师谟，任纵欲”、“任己作制”。许瑶《题怀素上人草书》诗云：“志在新奇天定则”——“新奇”、“奇”、“颠”、“奇势”等书论的提出，合于六朝时以“道”为体的玄学风尚，这种盛唐的高扬自我的浪漫，便在书法创作上强调非理性精神，而这也正切中了艺术创作的实质。

 

书法的创造追索决定了书法美学思想也具有了道教的特色。尽管现存盛唐书论最集中的是张怀瓘，其学术儒家伦理教化色彩极浓，但并非盛唐主流强势；即便如此当他谈到书法起源时，作为盛唐大书论家，张无疑注重伏羲画卦之说，他援引《周易·系辞》的语言指出：“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至于文字乃是从卦相获得启示而创造出来的，其谓“卦相者，文字之祖，万物之根”。从卦相所蕴含的天地万物流行变化的神秘法则中，张意识到书法美的生命所在。这也是他《六体书论》中所说：“形见曰象，书者法象也”的审美认识论前提。基此，他对阐述卦相意蕴的《周易》至为推崇；他说自己草创《书断》时，“其触类生变，万物生象，庶乎《周易》之体也。”《周易》关于卦象的“象”、“意”、“情伪”、“刚柔”、“变”，使得他拥有了一把认识书法艺术的哲学钥匙。“夫八卦虽理象已备，尚隐神功，引而伸之，始通变吉凶，成其妙用，触类而长，天下之能事毕矣”，“故知文字之作，确乎权舆；十体相沿，互相创革”。这样，就把书法的起源和卦象联系起来，表现了《周易》哲学对其艺术理论的根本支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