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白釉瓷塑虽然在元代的景德镇仍是主流，但青花釉里红、红釉等瓷塑装饰化的突显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发展现象。出土于景德镇市郊凌氏墓的红釉瓷俑，是元代晚期制品。这批瓷俑一反模具制作的方式，均实心塑造，一次性烧制成品。头冠衣饰全红釉装饰，执笏拱立。人物举止雅拙，承唐宋时期民间泥塑遗风。另外，带有民间生活用具特色的模型也有塑制，如瓷磨、农具、笔架等显露出对汉代模型制作的继承和发展。上述现象，说明元代陶瓷雕塑是朝气蓬勃地发展，它不排斥任何审美塑造，更具多元集合特色。

二、景德镇元代陶瓷雕塑时代特征

元代以开放的姿态更多地吸纳了中亚、西域文明，给景德镇陶瓷雕塑提供了多元化发展空间。宋青瓷雕塑继续烧造，“枢府瓷”印纹浮雕装饰的出现，青花、釉里红的烧造，给中国陶瓷雕塑艺术带来了空前的机遇。

在元代，青白釉陶瓷雕塑延续南宋传统，刻划、

堆塑、镂雕、贴印仍很盛行，其中雕塑形式较强的皈依瓶和各种瓷尊、盖罐仍以捏塑、压印、镂剔手法为主；动物形象趋向怪异；立俑形制清秀恬淡；多变的花草果木浮雕与宋代雕塑精神一脉相承，仍显其主流文化特色。卵白釉的发明创造，以乳脂般色泽体现了元朝贵族的尚白心理，展现出的厚重、壮美的审美特征渗透了陶瓷浮雕纹饰的审美内涵，那种对称式的简练、疏朗和缠枝花卉浮雕模印卵白釉装饰效果，记录了元朝贵族的喜好。

由于元代十分尊崇藏传佛教，“梵式”造像逐渐在中原大地兴起也影响着景德镇陶瓷雕塑的塑造。这种造像珠光宝气，端庄富贵，制作技艺非常讲究，技术含量高，有很高的工艺品味。作为藏传密宗喇嘛使用的手执法器金刚杵一类形制，元代也有陶瓷雕塑的仿制品。这说明元代已出现了精仿金银铜等金属佛教用具，大多制作精巧、采取雕、刻、镂、塑等手法，经模制印坯敷卵白釉烧制而成。

元代重视瓷器的对外贸易，从当时在景德镇设立官办瓷局可见一斑。此时，青花瓷趋于成熟，釉里红创烧有成，这一全新陶瓷品种出现，直接影响着陶瓷雕塑的创造。一批融入青花釉里红装饰意味的带有雕塑语汇的西王母神像，盖罐、谷仓、三足炉、舟、砚滴，小动物饰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一些雕花器物类造型，器物四面有几何花形开光，雕塑、釉彩四种不同图案，与罐体透雕纹青釉装饰相得益彰，分外华丽。元代陶瓷器物采用雕塑与釉彩结合的装饰方式，实际上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有关，因为这些器物图形装饰可在伊斯兰器物装饰上找到影子。这种开光镂雕形式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国际贸易的需要，也丰富了景德镇陶瓷雕塑艺术表现手法，是景德镇陶瓷雕塑向彩塑方向迈进的过渡性征兆。同样，青花釉里红用于瓷塑装饰，也在元代有所反映，最典型的是一些人物塑像装饰运用青花釉里红材料，更加明显地弱化了雕塑自身的体感语言，陶瓷雕塑造型为便于彩饰，往往简化衣纹褶皱等转折关系，让位于彩饰作为主体语言。这种彩瓷雕塑已显露出陶瓷雕塑艺术由比较纯粹的、相对独立的、富有雕塑艺术本体精神的表现姿态渐入彩瓷张扬的新境。

景德镇窑在宋代逐渐繁荣，至元代又免于战乱，全国能工巧匠八方而聚，制造工艺、材料不断改良，多种因素，促成景德镇成为全国制瓷中心。中国陶瓷雕塑因景德镇制瓷业的兴盛，而广为发展。艺术格调也与景德镇陶瓷雕塑风格密切相关。元代陶瓷雕塑艺术特征，表现为早期以自然纯朴之风为主，精细之风次之；中期讲究制作上的精致，力求工艺美的体现，自然之风居次；晚期是两种塑造风格大融合、大变化运动期，呈现出多元发展状态。但总体上，因制瓷技术的快速提高，元代陶瓷雕塑的主流还是逐渐向精巧细腻的方向靠拢。因而，两种风格的融合、是自然之风消解于精细之风的变革，产生全新的元代陶瓷雕塑精致灵巧的塑造风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元代陶瓷雕塑的特征就是景德镇窑雕塑制品的特征，因为景德镇代表了整个元代陶瓷雕塑塑造的水平。

元代，景德镇瓷质胎釉的洁白青幽，致密坚硬的性能，客观上为工艺技术的精微、细腻的制作提供了优越的材料应用条件。特别是解决瓷胎骨质配方之后，增强瓷质性能，提高烧成温度，减少变形现象，更有利于陶瓷造型的精雕细刻。象捏、塑、雕、刻、镂、剔、划、堆、贴等雕塑技艺均能因瓷泥的良好性能进行非常自如的运用。另外胎釉的青幽透明的装饰特点，也为上述雕塑方法的造型增添了更为精致美妙的意味。在这种技术因素之外，形成景德镇元代陶瓷雕塑讲求精巧之风，主要还是受中亚、西域以及藏传佛教文化影响，将许多繁复、华丽、细腻的装饰造型格调吸纳、转化，形成元代特有的陶瓷雕塑精致的塑造品位，提升了陶瓷造型工艺美的特质。

景德镇元代陶瓷雕塑承续了前代诸多造型特点和塑造技艺，延续了陶瓷雕塑以明器制作为主的社会风尚。很好地保留了传统陶瓷雕塑优秀特点。创立、出新了以青白瓷雕塑为主的优雅纤巧的元代陶瓷雕塑风格。显现陶瓷雕塑塑造以明器为主转向以清供把玩为主的过渡征象。兴起繁复的雕塑装饰之风，为明清浓重的彩瓷雕塑发展彰显明确意向。

（责任编辑：韵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