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孕育一方的文化艺术。包括高甲戏在内的闽南地方戏曲艺术的兴衰变化，显然与闽南的地域条件、人文环境乃至闽南人的性格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泉州之所以成为高甲戏的发祥地，高甲戏历经数百年在泉州一带闽南地区始终保持长盛不衰、传承不息的态势，应该说与泉州人的性格、泉州人的欣赏习惯有着很大的关系。

高甲戏赖以生存、扎根的这一方热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中国著名的侨乡和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一座城市兼具文化名城、古代大港、著名侨乡、台胞祖地等众多特点，这种独特的现象，在中国其他的城市中是并不多见的。

泉州有着古老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泉州在中国的海外交通史、宗教史、对外文化交流史、思想文化史、艺术史、民俗文化史以至华侨史、对台关系史等许多方面都占有重要的地位；泉州历史文化积淀十分丰厚，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尤其是泉州的静态文化和动态文化，更为海内外所瞩目。

悠久古远的历史、丰富的文化积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优良传统、独具特色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形成了泉州文化的独特魅力。梨园戏、木偶戏、高甲戏、打城戏以及南音、北管等戏曲、音乐艺术，就是在这一片肥沃丰厚的土壤上繁衍生长的。

历史的长河奔流不息，岁月的波涛往往会对各种戏曲品种进行一番冲击、淘洗，比如元代的杂剧、元曲，如今已经湮没无存，而有些戏曲品种，则呈现萎缩、式微之状，类似于亟须保护的濒危“熊猫”那样的“珍稀剧种”。

人们也许会产生疑问：为什么同样在泉州的土地上，悠久古老的提线木偶戏、誉称“宋元南戏活化石”的梨园戏等优秀传统剧种，现存的剧团已很少；而高甲戏这一只有300多年历史的剧种，传承至今仍有众多的剧团、庞大的演艺队伍和广阔的观众市场，在海内外依然产生广泛的影响？相形之下，高甲戏似乎具有一种十分顽强旺盛的活力与生机。

是什么原因，让高甲戏拥有如此蓬勃的生命花季呢？

一是泉州人的性格与高甲戏的形成、发展紧密相关。闽南文化是闽南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吸纳融会了古越文化、中原文化、海洋文化的精华，闪耀着中华文明的璀璨光芒。闽南文化如同流贯其境的晋江、鹭江、九龙江，滋润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闽南人，赋予海内外闽南人以聪明灵性和拼搏精神。而泉州人的性格显然包含着海洋文化、古越文化、中原文化这三大要素的熏陶。泉州人根在中原，血脉中流荡着黄河、长江的波涛，保持着粗犷豪放的阳刚之气；泉州人生活在江南，性格中又具有江南人的聪明灵秀、机智灵活、幽默风趣；泉州是古代“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人在长期对外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又形成襟怀豁达、视野开阔、“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品性。而这种性格恰恰与高甲戏的基调，包括剧种的风格、剧目题材的内容、表演形式的粗犷豪放、活泼生动、亦庄亦谐、妙趣横生，可以说是意趣相投，极为吻合。早期高甲戏大量搬演《三国》、《水浒》等英雄人物故事，属于“铜琵琶铁绰板豪唱大江东去”一类格调，无疑体现了泉州人、闽南人那种豪迈豁达、敢拼敢赢的性格特征。有位作家说泉州人的性格是“爱你爱得要死，恨你恨得要命”，概括得颇为生动传神。泉州人重情尚义、乐善好施、扶危济困、爱憎鲜明、诚毅坚忍，高甲戏舞台上表现的大喜大悲、大爱大憎、善恶美丑分明，乃至音乐唱腔上的高亢激越、荡气回肠的旋律，恰恰是泉州人、闽南人性格的形象写照。

其二是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特殊的历史背景，对于高甲戏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明清之际，封建王朝为了阻遏、剿除郑成功在东南沿海一带的“抗清”力量，施行“禁海”、“迁界”的闭关锁国政策，严令“片板不得下海”，甚至强迫沿海居民一律内迁数十里。这不仅使得当年繁盛一时的刺桐港，只剩下“孤帆远影碧空尽”、“浪打空城寂寞回”的状况，更使得世代靠海为生的闽南人民陷入饥寒交迫、生存维艰的困境。封建朝廷严酷禁锢的高压政策，必然引起闽南沿海人民的怨忿与抗争，并且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反抗。而孕育、产生于明末清初的高甲戏并非偶然的产物，当时人们采用妆阁、高跷、踩街游行的形式，装扮着宋江、李逵、武松、卢俊义等梁山泊英雄好汉演绎“官逼民反”的故事，实际上也是借民俗娱乐的形式，发泄、倾抒反抗压迫、顽强抗争的情绪。当时百姓称之为“宋江戏”，在闽南城镇乡村广为流传。显而易见，这种“二百年前唱宋江”“水浒家家话晚窗”的戏剧现象，反映了明末清初闽南沿海人民不满封建朝廷腐败无能、反压迫求生存的强烈愿望。加以当时闽南沿海人民挣扎在生活苦海之中，许多人为了温饱选择了“搬戏”卖艺为生，有些艺人甚至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谋求生计。因此，清朝中叶在泉州一带闽南沿海地区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高甲戏“戏窝子”、戏班艺人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应该说是当时东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民族的抗争精神，催生了高甲戏的繁衍与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