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为礼仪之邦，“仁义”便是儒家学说中的核心，先贤有许多教人修身的格言，诸如“糟糠之妻不下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之类。新贵们的喜新厌旧行为，虽然为儒家的伦理道德所不容，但法无明文禁止，换言之，他们不可能因此受到法律的惩罚。人民群众同情不幸的女性，对那些“科举暴发户”深恶痛绝，开始用戏文的形式对这种丑恶行径进行了强有力的鞭挞。蔡伯喈因马踏赵五娘而被暴雷震死；王魁因背弃前盟而受到屈死鬼魂桂英的活捉。温州人最早找到这种具有直接而强烈“情绪效应”的艺术手段，用以宣泄对官僚士大夫们丑行的不满与愤慨，把那些负心郎的卑鄙嘴脸再现于舞台，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的道德批判力量，足以使那些曾经负心或企图负心的人心惊胆战。

观众看着负心郎们或被天雷击毙；或被厉鬼活捉，确实使得人心大快。但对于这个一向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家来说，这种血淋淋的眼前报毕竟过于尖锐也过于直面。有的官僚利用手中的权力明令禁止，赵闳夫榜禁便是最有力的证明；更有一些文士们既想做婊子，又想立牌坊，利用手中的笔来大做翻案文章，此后的元杂剧与明传奇中便有许多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如元杨文奎有《王魁不负心》杂剧；明王玉峰有《焚香记》传奇；《风月囊集》等等，都是与原作背道而驰的。《张协状元》中有一个非常突兀的情节：贫女被张协刺了一剑差点丧命，后来居然又与张协握手言欢，重归于好，确是情理所不能容。《张协状元》开头的【烛影摇红】曲曾有“状元张协。前番曾演，汝辈搬成”等语，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前番曾演”的《张协状元》恐怕不是现在这样以大团圆为结局的。

南戏最初来自民间，它是一种平民的艺术，早期温州南戏由于着眼于谴责负心郎题材，使得广大观众得以直面惨淡的人生，因此便产生巨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假如南戏确实如徐渭所说诞生于宋光宗朝（1190—1194），直到高则诚写完《琵琶记》（假定为1359年），其间约经历了170年，这正是温州南戏最为辉煌的黄金时代。其间出现了九山书会捷讥史九敬先所作的《董秀英花月东墙记》；史敬德、马致远合作的《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此剧即古南戏《刘文龙菱花镜》，1975年广东潮州出土的明宣德写本《金钗记》内容与之完全相同。其中的地名如洗马桥、大同坊等，可以证明其作者是温州人。同样的例子也见于《王十朋荆钗记》，其中地名如五马坊、朔门等也都在温州。

《赵贞女》、《王魁》、《张协状元》等剧作无情地揭露时弊，有力地鞭笞达官显贯们的丑行，在维护传统社会道德方面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人物设计上还是采取指桑骂槐的假托手法，如《赵贞女》剧中的蔡伯喈，便假托东汉的议郎陈留人蔡邕，使后人对蔡伯喈的原型生出许多猜测，有王四说；蔡生说；蔡卞说；慕容喈说等等。元代温州演出的《祖杰》戏文，则直接取材于眼前的时事，把现实社会所发生的真人真事搬上舞台。致使当时任温州路同知的吕师召激于义愤，不管路官的多方庇护，冒着丢官的危险，毅然把作恶多端的江心寺住持祖杰“毙之于狱”。这事发生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也是宋元南戏唯一有年份可查的演出活动。

直面于现实，谴责负心郎，揭露科举暴发户们的卑鄙嘴脸，维护错位的儒家伦理道德，使早期的温州南戏获得繁荣与发展，迅速传播到杭州直至元朝的都城大都。此后，由于当局的禁演，文人们大做翻案文章；明代以后的剧目大都回避尖锐的社会题材，观众大量流失，致使原本繁荣的南戏逐渐衰落。

（责任编辑：笑傲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