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昆剧团在这样境况之下生存艰难，深知其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丁玲和袁牧之决定想办法改变这种现状。在二人的积极奔走之下，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田汉将一封亲笔书信递到了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手中。信上说，邀请浙江国风苏昆剧团上京演出。

1955年秋，田汉作为全国戏改专家来到了杭州，一行人在解放剧院看戏，一看就是六天，从众多的剧目中选择了《十五贯》进行改编。

两个月后，原来一天一夜的剧目被缩编成三小时，在1955年底完成了全剧的排演，并在杭州胜利剧院做了第一次演出。

1956年4月，国风剧团改名为国营浙江昆苏剧团，同月，剧团终于踏上了进京的路途，也让昆曲又踏上重寻希望的征途。

在北京的演出好评如潮，5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的社论，几乎把昆曲和《十五贯》推到极点。之后，剧团又巡演全国八个省市，从1956年到1964年，《十五贯》风行全国，共演出一千余场，观众一百多万人次，并直接促成了1957年全国六个昆剧团的成立。昆曲似乎再次走向了戏曲舞台的中央。

然而，在现代戏横扫大江南北的日子里，昆曲再次面临危机。舞台上好戏的高潮尚未到来，却听到锣鼓渐息，笛声又一次喑哑……

传入寻常百姓家

2001年10月，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议大厅里，传出流丽的笛箫和百转千回的水磨腔调。这是来自中国的昆曲艺术家们正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庆祝活动上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各国大使及联合国的官员。

来自北方昆曲剧院的魏春荣与她的老搭档马宝旺演出的《活捉》结束后，大会主席给中国大使夫人递上了一张便条，上面写道：“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丽动人的女演员，更没见过这么美妙的中国戏剧艺术！”魏春荣回忆那天的情景，非常感慨：“那大概是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雷鸣般’的掌声。”会后，张学忠大使收到了来自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大使的祝贺。

这一切的发生，都因为在2001年5月18日，昆曲成为联合国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全世界共有十九个项目获此称号，而昆曲在评选中获全票通过。

掌声中激动不已的演员们，还能记起曾经心中的惆怅和失落。自从“文革”以来，昆曲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文革”后虽然也招收了一批学员，但随着改革大潮汹涌，昆曲接班人的培养显得尤为困难。因为演出市场不景气，剧团里的年轻人纷纷离开舞台。

其实，国家为了保护昆曲，早在申遗之前便做了很多工作。20世纪80年代，文化部重新提出昆曲工作的“八字方针”：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全国六大昆曲剧团也进行了新剧目的创作和传统剧目的复排。在戏曲研究领域内，专家们也取得了众多成果，《昆曲演出史稿》、《昆曲格律》等一批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陆续发布。但昆曲似乎总游走在“博物馆艺术”的边缘，不被社会大众了解、缺少普通观众，一直成为阻碍昆曲复兴的障碍。

北方昆曲剧院的演员们回忆，在申遗成功前，一年到头最多只有几十场演出，而且观众寥寥。当时剧团流行这样一句话：“多演多赔、少演少赔、不演不赔。”然而申遗成功后的北昆，如今一年演出多达上百场，基本达到了收支平衡，有时还能略有赢余。

怪不得业内人多多少少把申遗成功，看成是昆曲发展的一块里程碑。或许，这样的事件在人们心中，具有了更多的象征意义。它象征了一次机遇，一次让全社会重新尝试走近昆曲、认识昆曲的机遇。

之后发生的一切似乎在我们的记忆中就更清晰了。2004年2月，苏昆版《长生殿》在台湾首演，此后足迹遍布香港、上海、北京等地；2004年5月，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至今已演出上百场……昆曲复兴，似乎初露端倪。

但质疑声也随之而来。各种“青春版”、“实验版”昆曲，究竟还是不是正宗的昆曲？万人争看昆曲的热潮，是否只是一种“文娱事件”？舞台上声光电的运用，会不会有损于昆曲表演艺术的精髓？

现代社会，节奏变了，生活变了，心态变了，然而不变的，是台上的才子佳人、帝王将相，还在雨丝风片和金戈铁马中诉说着千百年的世事沉浮。昆曲复兴的开场锣鼓已然击响，我们乐意看到它在纷扰的争论中寻找出路，而不忍心目睹它在寂静中被遗忘。在唇齿的交锋中，也许更多的人会走进剧场，然后惊叹一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责任编辑：猪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