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苏州是中国东南首屈一指的大都会。这里交通发达，商旅往来频繁，其繁华程度超过了当时的两个都城北京和南京。这里的地价是全国最高的，这里向中央政府交纳的粮食和税银，居然占到了全国的十分之一。不仅如此，皇帝的吃、穿、用，几乎都由这里提供。苏州，给出了当年中国人生活的最高标准。

那时，听昆曲、唱昆曲是中国人最时尚、最风靡的生活方式。每到中秋，当一年一度的虎丘山曲会举行的时候，整个苏州城都会陷入狂欢的海洋。

当年在虎丘上曲会，万人空巷地去看昆曲，我说只有古希腊的大元剧场的悲剧演出，才曾经出现过这种景象，否则我很难比较哪个民族的戏剧演出，曾经出现过如此如火如荼的狂热场面。

虎丘山曲会，不过是明清两百多年间昆曲流行的一个缩影。这迤俪悠扬的曲声从江南发端，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从威严高耸的紫禁城，到云南、广西的边陲小镇。

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在明朝万历年间到达中国。利玛窦身后是正在崛起的欧洲大陆，不过，中国才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在利玛窦眼中：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要的东西，无论是衣食用品还是奇巧物与奢侈品，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

比财富更令利玛窦惊奇的，是中国人对于财富的态度。财富似乎没有给中国人带来扩张和征服的野心。他们彬彬有礼，富于文化修养，懂得享受生活，并把生活的每个细节都提升到艺术的高度。

《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有着这样的记载：”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这个国家有很多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戏班的旅程遍布全国各地，他们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凡盛大宴会都要雇佣这些戏班。客人们一边吃喝一边看戏，十分惬意，以至宴会有时要长达十个小时，戏也一出接一出演下去，直到宴会结束。”

利玛窦看到的正是昆曲，他强烈感受到了中国人对这种舞台艺术的热爱。利玛窦来自歌剧的故乡意大利，巧合的是，此时歌剧也正在意大利兴起，不过和昆曲相比，它的黄金时代要滞后差不多两百年。

那是一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也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历史。和昆曲一起被遗忘的，是一种曾经属于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一种精神世界的满足与安宁。

就在一百年前，当昆曲最为衰弱的时候，正是蔡元培、吴梅这样的大教育家和国学大师，把戏曲教育引入北京大学，在大学讲堂里唱起了昆曲，维系着昆曲的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