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本秘笈和一段学术佳话

对于钱先生的到来，陈老如获至宝。有了钱先生的加盟，陈老在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组创办的戏曲研究室便正式开张。两人合作编写《中国戏剧概要》，又合作纂辑《金元戏曲方言俗语辞典》(后均因“文革”而歇搁)。在教学方面，钱先生连续多年为本科生开课，我们这些研究生都随班听讲。他先后开设了《戏文概论》、《明清传奇》、《戏曲选读》和《戏曲史》等专题课，并印发了课堂讲义。如今研究南戏的学者金宁芬(《南戏研究变迁》的作者)和研究传奇的学者詹慕陶(《昆曲理论史稿》的作者)，60年代初都是钱先生授业的中文系本科生。

由于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当时学术界有一条不成文的禁例，凡是受到批判被打倒的人，是不能公开发表署名著述的。所以当钱先生在1960年春完成《琵琶记(校注)》交给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的时候，就不能用钱南扬的署名出书。钱先生原名钱绍箕，也不便用。结果他是临时变通，用了钱箕的化名，才得以在1960年7月付印，但这终非长久之计，对南大中文系戏曲研究室扩展教研影响也很不利。

好在学术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例，凡是在运动的风口浪尖被“批倒批臭”的人，等到风平浪静以后，如果能在首都高层次的报刊上露名，便等于是恢复了名誉，可以重回学术界。不过，这种事必得有什么机缘巧合，从民间发动，才能水到渠成。为此，我脑子里盘算多时，怎样为“钱南扬”这三个字恢复名誉？我跟北京《戏剧报》的执行编辑戴不凡商量，能不能发篇署名“钱南扬”的文章？他很同情钱先生，很想为钱先生解困，但要发文的话，他说一定要有含金量高的内容，才能跟编辑部的同仁沟通说合。他这么一讲，我心里有了数。终于碰到一次奇缘，解决了大问题。

那是1960年8月光景，我游学京华，承蒙傅惜华、周贻白等专家指点我，说是文化部访书专员路工家里藏有昆曲的新资料，但路先生只吐露出一点儿口风，却秘不示人，不知究竟是什么东西，“你是个小青年，不妨去敲开他的门，像福尔摩斯一样去侦探一下。”那时各家各户都还没有电话，不速之客敲门而入是常事，主人都能谅解，不以为怪。事先我了解到路先生是个昆曲爱好者，便以昆曲作为“敲门砖”上了他的门。他问我是做什么的？我答称是研究昆曲的，他就让我进了家门。接着他又考问我能不能唱？我当即唱了《琴挑》和《游园》里面一生一旦两支曲子，他大为兴奋地说：“想不到解放后的大学里，还有你这样的小伙能接续昆曲的香火！”我告诉他是陈中凡老先生试图在南大恢复吴梅曲学的传统，所以让我学习唱曲的。这一来竟引发了他极大的热情，脱口而出地说：“我告诉你，我发现了昆曲的新材料，别人来是不拿的。既然你有志于拾薪传火，我认你是个昆曲的知音，我独独给你看！”说着说着，他就把我带进了他的书房，只见一只大木桶，里面尽是孤本秘笈。有古本《水浒传》，有珍本《缀白裘》等等。他从书堆里摸出一部清初抄本《真迹日录》，郑重其事地翻到一处给我看，并继续考验我说：“你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名堂？”我看到里面抄录的是《魏良辅南词引正》。作为唱曲的人，我是熟习《魏良辅曲律》的，但想不到路先生竟有《魏良辅南词引正》的新发现，而且立马拿给我考问异同。我看到《南词引正》的文本是根据文徵明的真迹录下的，里面大有名堂，当我读到其中有昆山腔起源于元朝末年的记载时，不禁欢欣鼓舞，拍案叫绝！因为过去的戏曲史都讲昆腔是明代嘉靖年间魏良辅创始的，而魏良辅在自己的著作中却说起始于元末昆山人顾坚和顾阿瑛，足足把昆腔的历史上推了200多年。为此，我诚挚地建议路先生能及早把《南词引正》公之于世，为昆曲史的研究揭开新的一页。想不到路先生反而称赞我是个“识货者”，表示要提携我这个研究昆曲的新人。他连声道：“常言说得好，红粉送给佳人，宝剑应赠义士。我乐意把这份珍贵材料送给你，由你去公布。”他让我坐在他的书桌旁，当场让我把《真迹日录》中《南词引正》的文本过录下来，叫我去发表。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一举成名的大好机会，但我回到南京后斟酌再三，考虑到这份珍贵材料如果送给钱先生校注后在《戏剧报》上发表，那就能起到为钱先生恢复名誉的关键作用。于是，我把《南词引正》的过录本献给了钱先生，然后跟路先生说明了献宝的原因，路先生称许这是雪中送炭，是义举，甚表赞同，并配合钱先生写了篇短文，一起交给《戏剧报》编辑部。由于已跟戴不凡先生说合，得到特别重视：在1961年4月30日出版的《戏剧报》七、八期合刊上，赫然出现了署名钱南扬的《〈南词引正〉校注》，目录用黑体字排版，突出其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