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次走完大运河全程、8年潜心研究大运河史、奉献出长篇历史纪实《千古大运河》的作家蔡桂林说，京剧是大运河留给世界的文化绝响——

 

源于苏州的昆曲以雅见长，婉转清柔，腔多字少，颇有南国柔丽之风，被清朝廷推崇为“雅戏”，这使昆山腔有了类似于20世纪60年代中国大地上的“样板戏”的身价。“雅”，正规、标准、高尚的意思。而此外所有的戏曲都属“花部”。“花”，混杂、零乱、粗俗的意思，又称“乱弹”。清廷扬“雅”抑“花”，“乱弹、梆子、弦索，秦腔等戏……一体严行查禁。”

 

乾隆好戏文，在皇宫里“雅”腻了，心往“花”之。在皇城里“花”当然不便，得到京外去。沿京杭大运河南巡应该说是个“花”的好机会，可是，前4次乾隆是“奉母揽胜”，皇太后在身边不敢造次。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皇太后病逝。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乾隆帝开始了沿运河南巡。没了皇太后的约束，出发前乾隆就向各巡抚衙门发出御旨，要各地方戏曲班子汇集扬州，为他路经扬州时唱堂会。

 

产生于江西弋阳一带的地方戏曲弋阳腔戏班来了，有着优美的旋律、源远流长的秦腔来了，安徽安庆一带历史悠久的地方戏曲徽戏班来了，罗罗腔戏班来了，柳子腔戏班来了，勾腔戏班来了……南昆、北勾，东柳、西梆云集，昆、高、梆、簧、柳五腔齐聚，以满足皇上的“花”心。

 

乾隆帝到达扬州的当晚，好戏开锣。在接下来的数天里，各戏班使尽浑身解数，你刚唱罢我登台，场面之盛大、热闹，沸腾了扬州。

 

“花部”徽戏中高亢的“高拨子”乾隆一听就喜欢：“这是什么曲调啊？”“高拨子”源出于运河支脉边的江苏高淳县境。高淳县境多湖。湖中渔民时常需要拨船过坝。他们在拨船时众人会齐唱，用歌声来鼓劲。因为是在拨船时所唱，因此，他们合唱的这种腔调被称为“拨子”。此腔调传出高淳县后，人们又在“拨子”前面加了一个“高”字。徽戏班主的解释使乾隆很满意。随行的朝廷大臣把这一细节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乾隆离开了扬州，而十数个来自全国各地的戏班子并没有马上离开。他们敲起锣，打起鼓，拨起弦，拉起琴，向运河水滋润的扬州市民献上各自的绝活，“锣鼓之声，无日不闻；冲僻之巷，无日不有。”

 

又十余天的演出之后，各戏班班主们聚集到一起，作出了结伴晋京的一致决定。一字排开十余艘班船。各戏班带着刚刚为皇帝御演的兴奋和激动，带着对京城的向往和渴望，也带着对未来的期盼，船头接船尾，首尾相衔，浩浩荡荡，结伴向北进发。他们每到运河边的一个集镇就登岸演出，走一路演一路。十数种地方戏曲同时漂在千里运河上，京杭大运河以它的博大接纳着它们，滋养着它们，使一次自发晋京寻找舞台的历史性行动，变成了一次文化之旅：一路上，不同的戏曲班子同台演出，你借我鉴，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戏曲文化间的交融汇合，在运河的舞台上轰轰烈烈地上演着。

 

经过长达一年的盘桓，乾隆四十七年(1782)春天，当这支荟萃了中国不同地方戏曲品种的浩荡队伍到达他们梦想中的京城，在前门一带的太平园、四宜园、查家楼、月明楼、吉祥、中华、东安、丹桂、庆乐、中和等戏楼亮相的时候，一个令这些戏班自己也感到惊讶的文化奇观发生了：昆弋同班、“雅”“花”杂陈，徽戏中融进了二簧腔、昆曲、吹腔、高拨子等各类声腔，融进了弋阳戏曲中精湛的武打做功……原本地方色彩虽很浓郁但显得单调的戏曲，变得丰富起来，艺术形式更加多样，表演手段更加多彩，魅力横生。像用水和面一样，运河水用它无可比拟的柔情和粘合力，将不同地域的文化融合在一起，使广集多种腔调于一体、博采众长于一身的京剧的诞生，成为可能。

 

乾隆五十五年(1790)时称三庆、四喜、春台、三和“四大徽班”再沿运河入京。在善度朕意的内廷大臣的撺掇下，徽班进入宫廷，为乾隆祝80大寿。他们演出的剧目既有取材于民间生活的，也有描写社会政治斗争的正剧，唱红了宫廷。

 

走出红墙，徽班接着又唱红了民间。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徽班逐渐由诸腔杂呈局面走向和谐统一，以皮黄为主，兼容昆腔、吹腔、拨子、罗罗等地方声腔于一炉的新剧种诞生了，它就是日后被称为“国粹”的京剧。

 

没有运河边繁盛的扬州，就不会有十数个地方戏曲汇聚这里的堂会；没有这次堂会，就不会有之后他们沿大运河北上，一年间各戏曲班子间的同习同研，就不会有后来他们同聚北京的杂交融合。大运河的腹胎，孕育出了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

 

（责任编辑：潇湘夜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