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传为载体的史官文化大体上属于儒家文化，主要体现儒家思想和统治阶级的思想意志，然而，即使是取材于史传的历史剧真正以传达史传所昭示的劝讽意义的作品却并不是很多，大量的历史剧以传达作者现实的生存体验为主旨，这种体验大多是史传所没有的，而且，多半也是不合时宜的。正因为戏曲中的历史剧大多缺乏信史的真实性，而且其价值取向与史官文化又不尽一致，因此，即使是描写帝王将相的历史剧也同样遭到统治阶级及其正统文人的拒斥。

 

儒家重名教纲常，要求每个人都严守本分，按照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行动。为了更有效地用伦常规范约束人们，儒家要求养成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理想人格。循礼守制，贵贱不逾而又以睦相守的程式化生活赋予古典戏曲以程式之美。儒家”隆礼贵义”，把”修身”——道德自我完善看成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儒家文化的道德至上观念对戏曲的功能、人物形象、矛盾冲突、观察社会生活的视点和评价生活的尺度等诸多方面均有深刻影响。

 

尽管戏曲备受主流文化的排斥，但为了能够在日益严酷的文化专制统治下生存，戏曲作家有时不得不弱化戏曲的”异端”色彩，向主流文化靠拢；一些正统文人看到戏曲在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也利用戏曲宣传封建伦理道德。高台教化，”药人寿世”成为戏曲的重要职能，”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成为评价戏曲创作的重要标准，剧作家习惯于从伦理道德方位去观察、反映、评判生活，二元对立(善与恶、忠与奸、贞与淫、义与利等)的伦理纠葛成为戏曲冲突的基本模式，善恶分明的人物形象成为剧作家关注的中心。

某种思想流派对某种艺术样式的影响，不仅取决于这一思想流派在传统文化中所处的地位，而且还与作为受体的艺术样式的境遇和地位有关，就像知识分子和缺少文化的农民虽然都在儒家思想的统治之下，但他们所受的影响却不大相同一样。与主要属于上流社会的诗词、散文、绘画等古典艺术相比，戏曲在接受儒家思想影响方面，既有不同的特点和方式，也有深浅多寡的不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正统文人大多以诗文为”正宗”，以戏曲为”邪宗”。

 

诗歌、散文都曾被封建文人用作跻身官场的敲门砖，唯独戏曲一直被目为有伤风化、君子不为的”末技”。在戏曲发展史上，封疆大吏、硕学名儒涉足戏曲者寥寥，绝大多数戏曲作家是仕进无门或在丑恶的官场倾轧中败下阵来的失意文人。他们一般都受过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儒家的思想学说早己变成他们的血液，深深地扎根于其灵魂深处。但痛苦的经历和艰难的处境又使他们在感情上接近下层劳动群众，因而许多戏曲艺术家对儒家正统思想有一定程度的反感和抵抗。他们”偶倡优而不辞”，就是对儒家正统观念的一种反叛。古代戏曲作家的教养和现实境遇，一方面使他们无法摆脱儒家思想体系的羁绊，以至有意无意地利用戏曲为儒家张目，另一方面，又促使他们运用儒家思想中那些富有人民性的成分，去否定其不合理的成分，甚至利用戏曲张扬”异端”，向封建统治者和某些封建伦理道德挑战，这种状况使戏曲在总体格局上不越出封建主义艺术的范围，但又使它与那些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率笔应酬的贵族文人作品迥然异趣，戏曲舞台上的女性形象足资佐证。